汉魏易学流变与道教易学起源之易学与卜筮分离

目前学术界关于《周易》的研究渐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有的学者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易不属于儒家学派，而是属于道家学派。道教的产生与道家学派存在着一定联系，因而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道家易学后来流变为道教易学，这都是不符合史书记载的。本文试从易学自孔子以后至两汉及魏晋的流变入手，对道教易学的渊源作初步分析，以期对易学究竟属于家还是道家的学术争论的解决起到积极作用

易学与卜筮分离

易书的起源相当早，虽然《系辞传》所说的伏羲画八卦未必是信史，但认为周以前就已经出现易书当是正确的。《周礼·人》:“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多数学者都因面承认《连山》为夏易，《归藏》为商易，之所以周人之易称《周易》，是因为周文王对易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不管是《连山》《归藏》，还是《周易》，其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卜之书，上引《周礼》“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孔子的时代。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象》《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都证明孔子对《周易》进行了新的改造，其成果就是后世所见到的《十翼》。虽然自宋以后，孔子整理过《易经》的说法受到部分学者的怀疑，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证明了《史记》《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

孔子早年本着“不语怪、力、乱、神”四的思想，对作为卜之书的《周易》研究不多，至晚年却一反常态地“喜易”，本着“观其德义”四的态度开始对《周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孔子态度上的这种巨大转变连他自己的学生们都不能理解，所以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内

孔子态度的转变说明他对《周易》一书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超出了传统的把《周易》仅仅当成卜筮之书的观念，认为《周易》一书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孔子“喜易”，并不是他转而喜欢卜，而是喜欢其中包含的“德义”，也就是哲学思想。孔子对《周易》的研究在当时开创了《周易》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就是不理会卜笨方面的内容，重点研究《周易》中包含的哲学思想，在对易的态度上形成新的学派，也就是后世的家易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说“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着“孔子传《易》于商瞿”，我们不禁要问，孔子门下“身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记录的“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共三十五人，为什么单单指出孔子传易于商瞿?《史记索隐》中虽提到子夏传《易》，《隋书·经志》中载有伪托子夏的《易传》，但是《史记》正文中却一字未及子夏，重点讲到并不著名的商瞿。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孔子对商瞿的传易与对其他弟子不同孔子早年未深研易，“晚而喜易，韦编三绝”1，虽然孔子对此项新研究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可是已处于晚年的孔子深感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不能对所想到的问题全部进行认真研究了，所以才感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它他认为自己在五十岁时开始学《易》还不算晚，说明他开始研究《周易》时年纪早已超过五十岁了。孔子对《周易》的研究还有着与对其他五经不同的特点。对《诗》《书》《礼》《乐》四经，孔子的主要贡献是整理，所以《史记·林列传》说孔子“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春秋》虽然也是“作”，但有鲁国的史书作依据，“笔削”而已。而研究《周易》则不同，没有任何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并要开辟一条与前人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为《易》所作的传，《十翼》，要达到“与史巫同涂而殊归”的境界，也就是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认识，建立全新的思想体系，可见其难度之大。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在孔子晚年编定六艺的工作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对《周易》的研究。“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卫返鲁后才着手定六艺，孔子于鲁哀公十一年自卫返鲁，于鲁哀公十六年去世。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编定了六艺。《史记》中提到编定六艺的次序是《礼》《乐》《诗》《易》，《汉书·儒林列传》为《礼》《书》《乐》《诗》《春秋》《易》，只是补充提到了《书》与《春秋》，并没有改变《史记》的次序，这说明，孔子整理六艺时，《易》在最后。所以，《十翼》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著作。依据《汉书》的记载，孔子作《十翼》应该在作《春秋》之后。《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第一》徐彦疏:“哀公十四年获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据此推测，孔子作《十翼》当在鲁哀公十四年九月至鲁哀公十六年之间。

总之，《十翼》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作品，最初很可能是一个未定型的手稿。《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经说过:“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反映出孔子对自己所作的关于《周易》的作品还很不满意，他认为，要想完善自己的易学思想体系，他至少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处于晚年的他显然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了。所以他才感叹道:“安得益吾年乎?”四结合《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指出孔子传易与商瞿，显然孔子是将自己对易学的研究心得及《十翼》的草稿都交给了商，以便他在自己去世之后整理、完善。《系辞传》多后人窜人的文字，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孔子死前交给商瞿的是未成稿，所以在他本人和聆听过他讲易的七十子之徒都去世以后，再传弟子们对《周易》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就产生了分歧。“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面大义乖”，“《易》有数家之传”，儒家内部发生了分裂，形成不同的说易流派。汲家竹书《易经》仅附有《阴阳说》，“无《象》《象》《文言》《系辞》”“《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四阜阳汉墓出土《周易》残本仅附有卜事之辞，马王堆帛书后附有《十翼》所无的《二三子问》《易之义》《要》《昭力》《缪和》，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推测。

《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出要“正易传”，《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认为“易家有救氏注”，都证明汉初对于易的各种说法很多。但是家各派虽然在易学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其对于《周易》的研究方法却是相同的，即都将《周易》一书作为哲学著作来研究，重在探讨其中包含的微言大义，而不提倡以《周易》作为卜之书。这也就是《苟子·大略》中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
但是儒家学派对《周易》的这种认识在先秦时代却是孤立的。“秦禁书，易以卜之书独不禁”2，反映着直至秦代，当时知识界对《周易》-书认识的主流还是把它当成卜之书。《左传》一书共有二十一处提到《周易》，其中十五处是对当时人占的记载，而且有三处所引文字不见于今本《周易》，一方面证明在春秋时代《周易》占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卜学派所用《周易》与儒家《周易》存在一定差别，其对卦爻辞的解释也与儒家不同。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先秦典籍中，墨家学派的《墨子》，道家学派的《老子》《庄子》《文子》与《列子》，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商君书》，兵家学派的《孙子》都没有一条对《周易》一书的引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先秦诸子都认为易是卜之书，所以在谈思想的著作中并不称引此书。唯一引《周易》的恰恰是家学派的《子》。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种树之书”，《汉书·林传》:“及秦禁书，易以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可是《汉书·林传》中又说:“言易者本之田何”，“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虽然《周易》因为被当时人看成是卜之书，得以逃过焚书之劫，可是在当时，遵从儒家的观点将《周易》当成哲学著作的人实在是极少数，于此亦可见一斑。正是因为从哲学意义上解释《周易》的人少而又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汉书·楚元王传》中才说汉兴“天下唯有易卜”，认为西汉初期几乎不存在讲哲学思想的易学，有的只是将《周易》用于占卜的卜之学。现在我们可以发现的汉初传易的学也只有田何与韩婴，可见至汉初，将《周易》当成卜之书还占有主导地位。《汉书·张骞传》:“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注引邓展曰:“发易书以卜。”《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著布卦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