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寓意的艺术手法不同，从文学到艺术的不同形式,形态各异,是艺术的性格所在

“寓意”这个词,意为寄托或隐含意旨,话不明说,说者故意将本意藏起来，听者须思索一下,靠联想和知识诠解本意。譬如在平常谈话中,打个比方,举个例子,文章中的影射、寓言，文娱活动的谜语、歇后语等，都带有这种性质,但也各有特点,将寓意的手法用于图画,尤其在吉祥纹样方面用得最多,从内容到形式,成为重要特色。人们相互交往，为什么“话不明说”呢?直来直去、直截了当不是更痛快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的可以,有的并不恰当,由此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修养和文明程度。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寓意的手法表现在各个方面，并不限于装饰纹样。从文学到艺术的不同形式,均用这种手法,而且形态各异,是艺术的性格所在。闻一多解释“隐喻”说:“隐语古人只称作隐(範),它的手段和喻一样,面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得不明白点。喻与隐是对立的,只是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着弯儿,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事物，所以常常被人混淆起来。但是混淆的原因尚不止此,纯粹的喻和纯粹的隐,只占喻和隐的一部分,喻有所谓‘隐喻',它的目的似乎是一壁在喻,一壁在隐;而在多数的隐中,作为隐藏工具的(谜面)和被隐藏的(谜底),常常是两个不同量的质,而前者(谜面)的量多于后者(谜底)。以量多的代替量少的表面上虽是隐藏(隐藏的只是名),实际上反而让后者的质更凸出了。这一来，隐岂不变成喻了吗?这便是说,喻与隐目的虽不同效果常常是相同的。手段和效果皆同,不同的只是目的,同的占了三分之二，所以毕竟喻与隐被混淆,是有道理的。”

《诗·大序》说三百篇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是各国的民歌，雅是周王朝王都的歌,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这三种是诗歌的体制。赋是铺叙其事,比是指物譬喻,兴是借物以起兴,是诗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其中的“比”与“兴”都是带寓意性的。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明显说明了寓意的特点。唐代诗人张籍，原籍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进士。他一生做官不很顺意，五十岁仍旧是个太常寺的太祝。他与白居易、元稹等是好朋友,写得一手好诗。又因家境穷困，眼疾严重，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他有一首《节妇吟》脍炙人口: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诗中表白了一个妇人对爱情的忠贞，说得既委婉,又坚决。她深感于对方的情意,婉言拒绝而不伤人;只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含着眼泪将礼物退还。千百年来，人们传咏这首诗,无不当做爱情的诗篇。其实,作者写此诗是有寓意的。当时战乱。张籍为拒绝军阀李师道的拉拢而写了这首诗。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猜谜语一样，一旦把谜底点破,将各不相干的两个内容对照一下,婉言拒绝,确实又很贴切。

在吉祥内容的装饰纹样中,有许多形象和寓意相距也是很大的,一旦将其联系起来,却又耐人寻味。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