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文化采用的表现手法之象征手法：以具象喻抽象
作为一种艺术的寓意手法,象征的手法在各种艺术中是通用的,只是具体的表现特点有所不同而已。它通过人们的生活经验和联想,可以借现实中具体的有形之物，说明一些抽象的概念,或是思想感情。不但有助于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加强理解，提高认识，并且能增加兴味。
20世纪30年代.鲁迅曾写过两篇关于象征和象征主义的文章。一篇是《谁在没落?》，另一篇是《脸谱臆测》.都写于1934年，分别收在《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中。
《谁在没落?》一文是由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有新闻报道说,我国美术家在苏俄开画展，“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鲁迅斥之为“近于梦话”,他在文中说: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象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象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且不说当时的“苏俄”和“象征主义”，单说对于“象征”的概念,鲁迅所说的以上三点非常重要。已经过去了70多年,仍然有许多人含糊不清,特别是对于戏曲表演的模拟动作和脸谱的人物类型化,依然称做象征,可见认识的提高也是不容易的。鲁迅写了《谁在没落?》之后,不到半年,有人在报纸上撰文谈脸谱的象征。于是,鲁迅又写了一篇《脸谱臆测》.他分析道:
古时侯(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象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象象征手法了。
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鲁迅的分析是深刻的。特别对于绘画和戏曲,不但在概念上得以澄清,也加深了对于艺术性质的理解。他指的是人物，涉及内容和情节。对于吉祥纹样的象征,没有那么复杂，相比之下,要单纯得多了。一般的纹样,所谓“以彼物比此物”，多是从事物性状的某一方面,有所比附。也有的只是借用了神话、传说,或是典故。譬如说桃这种果物,称为“寿桃”“仙桃”,用以象征长寿。为老人祝寿时即使没有鲜果,也要将面食做成桃形。自古至今,习以为常,主要在于传说。
桃树原产我国,其果实肉厚、汁多、味美;品种很多,有“五月早桃,十月冬桃”之说。蟠桃即“西王母桃”,又称“昆仑桃”“仙人桃”。王母娘娘的“蟠桃园”,《西游记》第五回曾有描写:
夭夭灼灼，颗颗株株。夭夭灼灼花盈树。颗颗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蔟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酡(tuó,音驼,喝酒脸红)颜醉脸。还生的,带蒂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不是玄都凡俗种，瑶池王母自栽培。
这是古人所想象的神仙桃园的景色。其中的桃树有多少株?桃子怎样呢?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
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妄想长生不老，都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是现实,这桃园是很有诱惑力的,比方士炼丹要好得多。难怪王母娘娘要开“蟠桃会”宴请各路神仙，老寿星捧着仙桃，八仙祝寿也是献桃,孙悟空在蟠桃园里将仙桃吃遍,连东方朔也要设法去偷桃。
孙悟空无拘无束,老是为天宫制造麻烦。玉皇大帝接受众臣的建议,派太白金星前去招安,先是封了个不人品级的“弼马温”,为天宫管马;孙悟空一气之下又回到老家水帘洞,在花果山上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无奈,只好承认这个虚衔，竟然让他去看蟠桃园。对孙悟空来说,看管桃园倒是正中下怀。他不但吃遍了桃园的仙桃，使蟠桃会开不起来,连会上的仙酒也喝个精光。读者每读至此,莫不佩服孙悟空的能力和胆量,感到淋漓痛快。同时,对蟠桃园的仙桃留下深刻的印象。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以奇计俳辞深得武帝亲近。后人传其异闻甚多。
他是个文学家,《史记》《汉书》均有传。《汉书》称其为“滑稽之雄”,“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
《列仙传》卷下说:“东方朔者,平原厌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拜为郎。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凡人,作深浅显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帻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近人吴曾祺辑《旧小说·东方朔传》说:“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无人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大王公问之。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均具在否?”曰:‘诸星具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岁星即木星。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以此纪年。这样，又把东方朔推向了仙界,成为天上的一颗星。
关于东方朔偷桃,《汉武故事》说:“东郡送一短人，……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巨灵即短人之名,可能就在王母身边，并与东方朔相识。他不但不理睬东方朔的问话,反而揭发了他偷桃的事。东方朔敢于三次偷桃,可见此桃的吸引力有多大。
据说东方朔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人们也喜欢传颂他偷桃的故事，并反映在绘画上。甚至有人辩解，说是为了增寿“偷”不为过。1973年,陕西博物馆在整修碑林“石台孝经”时，发现了一幅《东方朔偷桃》的木刻版画,高100.8厘米、宽55.4厘米，为金代印本。画面为东方朔扛着一根从树上折下来的带桃的枝条疾走,而头有所回顾,画面的左上角署名吴道子画。经查对,清代嘉庆九年(1804)扬州刊行的《岁星记传奇》插图,也有与此类似的《东方朔偷桃》图,结构基本相同,只是细节有所变化,说明两者在构图上可能有渊源关系。
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计较过桃子能否长寿,但都认为桃子是祝寿的。吉祥纹样的象征手法,取植物和动物题材者很多。例如，牡丹花大丰硕,饱满雍容，象征“富贵”;松柏经寒霜而不凋,象征“贞节”;翠竹挺直中空，象征“清高”等,都是由物性特征给人产生的联想。动物也是一样,如狮子的凶猛,老虎的威严,马的矫捷,牛的执拗，狼的狠毒,狐狸的狡猾等,一方面是人对他们的一般认识，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他们本能的习性。例如，鸳鸯在动物学中属于鸭科,雌雄偶居不离,但鸭子反而没有这种习性。加之形体和羽毛的美丽,竟感动了诗人,吟出“愿作鸳鸯不羡仙”的诗句。
晋代崔豹《古今注》说:“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谓之匹鸟也。”
用“匹鸟”比喻恩爱夫妻,再恰当不过了;早在《诗经》时代,世俗已经如此。《小雅》中有一篇题为《鸳鸯》的诗篇。开篇第一章是:
鸳鸯于飞,鸳鸯双双飞，
毕之罗之。网罗一起配成对。
君子万年,君子长寿万年，
福禄宜之!福禄双全富贵!
这是祝贺贵族婚娶的诗，所以诗中用了“毕之罗之”的话，就像用网捕鸟一样。
《古诗十九首》中,《客从远方来》是情人送的丝绮，上面织有双鸳鸯: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孔雀东南飞》原为古代民间歌曲,旧谓东汉人作，后收入乐府。写庐江(安徽潜山)小吏焦仲卿妻,为仲卿母所逼走,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得知后,亦自缢于庭树。全诗350多句，是古代少见的长篇叙事诗。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其最后一段为: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载有“韩凭夫妇”的故事: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夫妇和《搜神记》所载的韩凭夫妇,都是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一个是被棒打分离,一个是受抢夺被拆散,都得不到自由，只能以死反抗。或有人问:他们的悲剧为什么都是以鸳鸯结尾呢?已有论者指出，就像梁祝死后“化蝶”一样,鸳鸯是他们灵魂的化身。这是精神的所在,是现实与理想的对比。初唐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诗:“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人见鸳鸯,产生了如此联想,鸳鸯是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