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把性命之理归结为和顺，和顺就是阴顺阳，阳顺阴，阴阳两大对立势力协调共济

义虽刚，却主子收敛，仁却主发舒。这也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互藏其根之意。

(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七、九十四)王夫之反对这些机械的配法，认为是“拘文牵义”，“辨析徒繁”，根据他的“乾坤并建”的易学思想做了新的解释。王夫之指出，天下无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阴与阳是相合以成，两相倚而不离的，无有阴而无阳，无有阳而无阴。就天地而言，天之有柔以和煦百物，地之有阳以荣发化光，并无判然不相通之理。“拟之以人，则男阳而固有阴，女阴而固有阳，血气荣卫表里之互相为阴阳刚柔，莫不皆然。”仁义与阴阳刚柔的关系也是如此。“仁之严以闲邪者刚也，阴也;慈以惠物者柔也，阳也;义之有断而俭者阴也，刚也;随时而宜者阳也，柔也。”因此，阴阳，刚柔、仁义，虽有分而必有合，“不可强同而不相悖害，谓之太和”。所谓“太和”，也就是“和顺”。“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继之者善，和顺故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斯成矣。”“和顺者，性命也，性命者，道德也。”(见《周易外传》卷七、《周易内传》卷五、卷六)

王夫之把性命之理归结为和顺，和顺就是阴顺阳，阳顺阴，阴阳两大对立势力协调共济，相因相成，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构成天人整体的和谐。这种和顺既是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内在的动因，宇宙自然秋序的本然，又是人性本质的关键所在，伦理思想的根本原理。王夫之的解释比朱熹等人更深人了一步，而且也更贴近《周易》的原意。照王夫之看来，性命之理不光是指天道的阳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还必须进一步理解其要本归于和顺，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性命之理所殖含的思想精避与价值理想。所谓“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是说天地万物阴阳的变化不相悖害而和谐统一，归于和顺，这是性命之源。

所谓“继之者善，和顺故善也”，专就天人按线之际而言。人禀赋此性命之源而有仁义之性，仁义就是阴阳，单有仁不叫做善，单有义也不叫作善，唯有使仁义达到如同天地万物那种和顺的境界，才叫作善。因此，和顺二字就是人的道德行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判断人的道德行为善与不善的最为根本的价值标准。所谓“穷理〝，是穷尽得此和顺之理。所谓“尽性”，是尽其在我，显发自身所禀赋的仁义之性，以和顺为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所谓“至命”，是向性命之源的复归，如果穷理尽性做到极处，既成己又成物，不仅使个人身心和顺，而且使社会人际关系也和顺，这就是一个理想的人格，达于至善了。《乾卦• 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即天道。由于天道阴阳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这就是太和，也就是和顺。这虽是宇宙自然秩序的本然，但就人的道德行行为而言，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一番“保合”的功夫。“保”谓常存，“合”谓不偏。这番“保合”的功夫，是以太和、和顺的至善为目标的。王夫之的解释之所以高于朱熹等人而贴近《周易》的原意，就在于他特别拈出了这个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

儒家对仁义这对伦理规范曾经有过很多讨论。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 •离娄上》)《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祀记•表记》说：“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从这种讨论可以看出，儒家所关注的不仅是对仁义的内涵做出规定，而且力图弄清仁与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仁的核心是爱，着重于亲亲，义的核心是宜，着重于尊尊，二者虽是最高的美德，但是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并不能恰到好处，有的人仁多义少，有的人义多仁少，只有把仁和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亲而尊”，避免“亲而不尊”或“尊而不亲”的偏向。需家的这些看法是有大量的经验事实为依据的，《说卦传》则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这些看法进行了一次理论上的升华，提出了“立人之道日仁与义”的命题。照《周易》看来，为什么仁与义必领有机地结合而不能有偏，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符合囊括天人的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的本质就在于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的和谐统一。就仁义必须符合客观外在的性命之理而言，《周易》的伦理思想可以说是“他律”的，但是仁义为人性所固有，人发挥自己的本性，由尽性以至于命，就这一方面来看，《周易》的伦理思想又可以说是“自律”的。把“自律”与“他律”融为一体，既强调人应效法 天地，按照宇宙自然的秩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又强调人应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发精进，实现自己所禀赋的善性，而要本归于和顺，以“保合大和”作为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这就是《周易》的伦理思想的特色，也是《周易》的伦理思想的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