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起源及尧舜权力—天道是孔子学说的基础是体，人道只是孔子学说之用

孔子儒家起源及尧舜权力—天道是孔子学说的基础是体，人道只是孔子学说之用

孔子儒家学说的精髓是什么?一般学者都会说是仁义之学。然而按《说卦传》所说这只是“人道”一“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可是孔子在《系辞传》中认为，

《周易》是一部讲“天之道”和“民之故”及“《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的书，《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日阴与阳”，说明“天道”是讲阴阳的。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讲儒家时就说:“儒家者流，盖出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日:‘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原来儒家主要是讲“阴阳教化”学说的，只是“留意于仁义之际”而已。班固又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关于阴阳数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明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至此可以清楚知道讲“阴阳教化”，就是讲“天道”。这可从孔子在观卦《彖传》之说得到佐证，他说:

“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何谓神?《系辞传》日“阴阳不测之谓神”。何谓道?《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因此所谓“神道”，就是阴阳变化之道，不是鬼神、上帝之神。所谓“神道设教”，就是进行“助人君顺阴阳教化”之事。传世本《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影帛书《易传》说“阴阳之义合日月”，总之研究阴阳的消长变化规律，就是研究日月的运动规律。因为“法象奠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运动是天道的代表。所以孔子写作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几部经典都是究天，人之道的书。“天之道”以天文历法为标志，“民之故”就是政事。所以孔子在《系辞传》中说《易经》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对了解孔子儒家思想非常重要。由此可知，《周易》实际上是一部讲天文历法和政事的书，即究天人之际的书，通过讲天道以明人事。

孔子儒家的核心任务是讲阴阳教化，阴阳家又出自羲和之官，羲和之职又任“数术”。《汉书艺文志》数术略载有六类:

天文，22家419卷。历谱，18家566卷。五行，31家653卷。蓍龟，15家485卷。杂占，18家312卷。形法，6家122卷。

不难看出其前四类都与天文历法有极密切关系，因此李零先生认为此六类之中“天文历数之学是最主要的”，确实慧眼不凡。先秦时代的阴阳家可分为两类，其一是上文所引《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其二如李零所说:另一种是以齐鲁稷下学子邹衍、邹奭等人代表的“五德终始”说，它实际上是按往旧造说，仍然是脱胎于数术之学，只不过是把原始存在的数术之学哲学化了，提高为类似儒道等家的体系，《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诸子略”阴阳类。

孔子为什么要“祖述尧舜”?尧舜的功绩是什么呢?《尚书●尧典》说: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喁夷，日畅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毯。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懊，鸟兽颛毛。帝日:咨汝羲既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这说明在尧时制定的历法，是为当时以农业为主的政治社会服务的。这是最早记载历法和政事关系的文献，有学者称之为历政文化，孔子曾对此大加赞扬，《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论语.尧曰》: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史记.天官书》太史公说: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世主”指历代的帝王，他们都是通晓天道的。李淳风《亿已占》自序云:

昔在唐尧，则历象日月，敬授人时;爰及虞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暨乎三王五霸，克念在兹，先后从顺，则鼎祚永隆;愫逆庸违，乃社稷颠覆。是非利害，岂不然矣。斯道实天地之宏纲，帝王之壮事也。

“历象日月，敬授人时”，这种天人之学是历代帝王重视的头等大事。不信请看《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对天人之道的研究，谓:

(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浮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之后叙颛顼的功绩是“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史记历书》记颛顼“命南正司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帝喾则是“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推算出“期三百六十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又曰“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机玉衡，以齐七政。”所以江晓原先生说:

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第一号的圣明帝王在位期间，除了关心天文学，竟然再没任何政绩值得一提了;那第二号圣明帝王摄政之初，竟然别的什么事都不管，首先亲自去从事天文学活动了;而文明的创始人伏羲的第一件功劳，不是去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却是去搞天文学!

由此可知，天人之学对统治者的重要性，他们研究天文学的目的，是顺天道以施政治国理民。这种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占居几千年的统治地位。

《礼记.礼运》载:“孔子日:‘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同耜)，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氏注:“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得坤乾，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贾公彦疏:

“夏之四时之书，殷之坤乾说，并载前王损益，阴阳盛衰。”孔子的损益观是从天道运行规律得出来的，详见后文。《夏小正》载有夏代的历法，《归藏》载有殷代的历法。由此可知，尧舜禹之禅位皆以“天之历数”为相传的最重要内容。这说明，掌握“历数”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也说明“敬授民时”是当时管理社会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是--种极重要的“政”制，此即后

来古文献中所讲的朔政制度的来源。《大戴礼记●用兵》日:“夏桀、商纣....不告朔于诸侯。”《周礼●春官大史》曰:“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郑玄注日:“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藏之于祖庙，至朔朝于庙，告而受行之。”《谷梁传.文公十六年》日:“天子告朔于诸候，诸候受乎祢庙，礼也。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之甚矣。”

《论语.八佾》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说“我爱其礼”，什么是礼呢?《礼记.礼运》载:“孔子日:‘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礼必本于天。’”即礼本源于天道。《礼记●玉藻》日:“诸候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太庙。”由此可知，告朔曾是夏商周都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标志中央政权与方国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意义。这种制度至春秋始渐渐衰败。孔子为了恢复这种制度，就大大称赞尧舜禹制度。如《礼记.中庸》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孔子及其弟子非常重视“天时”，即尊重四时寒暑阴阳变

化之自然循环规律之道，这是“于道为最高”之道，所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一生都在研究历数，如《论语●卫灵公》记载颜渊问治国之事，孔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舞》。”《春秋.命历序》日:“孔子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历，使其数可传于后。”

《尧典》载羲和主司历法。《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就是说，羲和主司的历法最初应该是十月太阳历。《尧典》说在冬至夏至“申命”羲、和二叔所主，这“申命”一词又见于《周易》巽卦《彖传》和.《象传》。《彖传》说“重巽以申命”，《象传》说“君子以申命行事”。《说卦传》说“巽为风”，而甲骨卜辞中有风即是凤鸟的记载，

而凤鸟又被说成是帝的使者。可知风、凤鸟、太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根据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记载有四时、天象、月忌等内容，文中说伏羲、女娲夫妻俩生有四子，四子主司四时。冯时先生说，其四子即《尚书●尧典》羲和四子。内容还涉及到夏禹、商契、帝俊等。冯时先生说，楚帛书的内容俱见于汉代纬书，不见于先秦文献，因此认为其有关内容可以视为汉代纬书史料的源头。③这说明《易纬》并不是汉人的发明创造，其中有古之遗言。

《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所谓“祖述”就是继承，“宪章”就是效法，‘上律天时”就是仰观天象，“下袭水土”就是俯察地理。前文已经说过，尧、舜、文、武最重要的大事就是“治历明时”，所以这里说继承、效法尧、舜、文、武的东西就是观天察地，即观察大自然，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规律。这就是说，孔子学说之源可以上溯到尧舜，甚至上溯到伏羲，如《系辞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如何把握自然规律呢?因为儒者是讲阴阳的，就从阴阳日月人手。如《系辞传》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那么天文历法的作用是什么呢?《汉书●艺文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经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

由此可知，天文历法是君王参政、知命(即知天道)之术，正是羲和“助人君顺阴阳教化”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将儒家和阴阳家分为两派呢?因为儒家重“道”，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讲三才之道，是从“道”的层面谈阴阳，谈天人之学。而阴阳家重“术”，是从“术”的层面谈阴阳，虽有其同于儒家谈天人之学之处，如“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有其牵强附会的地方，如“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甚至使人陷人迷信，如“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正是孔子所说，“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的地方，孔子不信鬼神，“不语怪、力、神”评定孔子儒家学说，不能只局限于《论语》，孔子晚年的重要著作是《春秋》和《易传》，，《春秋》和《易传》都是“究天人之际”的书，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是孔子学说的基础是体，人道只是孔子学说之用，二者是统一体，不可废此轻彼。抽掉了孔子学说中的天道阴阳五行思想，孔子的人道思想就成了空中楼阁，无根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