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人事而轻天道的欧阳修易学之物极而必反，承认对立面转化，是历史之必然，即不可抗拒的规律，丰富了历史领城中的辩证法思想

王弼注“所尚乃穷“说：“尚力取胜，物所同疾也。“是说、夬卦五阳一阳。表示以刚强尚力取胜，结果决而不和，其道乃穷。而欧阳修则以物极则反释之，认为五阳一阴，处于阳极则阳来之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之道已哀，再以刚阳火之，适得其反。圣人懂得此常理，不欲尽决之。此即“所尚乃分也”。据此，处于小人道衰之时，君子当养之，此即“以施禄及下〝，不应再用强力，此即“居德则忌’。所以如此对待小人，因为“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这是依据物极则反的法则讲君子统治小人之道，即处于君子得势之时，不要尽去小人，要留有余地,使小人得其利，这样，君子才不至于走向反面。欧阳修所说的“小人”，包括反抗封建统治的劳动人民在内。就这一点说，其物极则反说，又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他承认，处理不好君子和小人之矛盾,君子势必走向反面,所以“不可以不惧”，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的经验之谈，有其合理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此处提出“物极而必反〞，强调其必然性，这是对汉唐以来的“物极则反”说的发展。这种概括，在易学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承认对立面转化，是历史之必然，即不可抗拒的规律，大大丰富了历史领城中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是欧阳修作为北宋中期的改革派在哲学上的贡献。

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通过对卦爻辞和《彖》《象》二传文的解释，还讨论了同和异的关系。其解成卦《家》文说；

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咸成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大物类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异类而合，然后见其感也。铁石，无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铁，则虽隔物而应。蒙日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者，谓此类也。

按王弼注说：“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故引取女以明同类之义也。”此是以同类相感解释成卦《彖》文义。欧阳修的解释正是针对王注而发的。他提出异类相感说，强调同中有异，认为相感出于异，不是基于同。这一论点，则使《象》文“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这—命题，具有鲜明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的意义，也是对王弼注见同而不见异的一种批评。又其解同人卦说：

童子问日，同人之家日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日君子以类族辨物，何谓也？日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类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暌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则各从其类。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于物则类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各得其同”，本于王注《象》文“君子小人各得所同”，但欧阳修区别人同和物同,认为《象》文的“通天下之志”是讲人同。所谓人同，是说使人类中相对立的类，各得其所欲，此即“通天下之志”。《象》文的“类族辨物”是讲物同，即使万物各因其类而生。总之，讲同天下，并非取消差别，即“不可以一概”，而是使不同类别的人和物，各得其所欲。这同样是强调同中有异。“人睽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意味着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能满足其欲求，同样反映了改革派的政治理想。

又其解睽卦说：

童子问日，睽之象与卦辞之义反，何谓也？日吾不知也。童子日，睽之卦日小事吉，家日睽之时用大矣哉！日小事睽则吉，大事睽则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则上下爻而为泰，是谓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爻，则否矣。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日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其象又日君以同而异。

此是说，《彖》讲的“小事吉”和“暌之时用大矣”并不矛盾，前者是指“小事暌则吉”。其所以吉，因为异中有同，在某一方面相乖奇，另一方面却又相交合，如天地二气上下相交，即异中有同,同有化生万物之事功。男女和万物皆如此。所以《彖》文说：“暌之时用大关哉！”如果事物有异而无同，只有对立而无会合，其必大凶。所以《象》文又说：“君子以同而异。”此是讲异中有同，并以“大合”解释同，以“小睽”解释异。这种观点，是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把绝对的对立视为事物毁灭的条什，所谓“大凶”，同样是对《易传》中辩证思维的闻发。

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也辦论了常和变的问题。其论革主《象》文说：童子问日，苹之象日，汤武 苹命，顺乎天而应子人，何谓也？日逆莫甚子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则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纣之恶,天之所秋诛，而人之所欲去。汤武诛而去之，故日顺乎天而应乎人地。童子又日然则正乎？日正者常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于是已。权者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也。汤武是已。故共象日单之时大关哉云者，见其难之也。

此是以神让制和君主世袋制为常道，以汤武革命为非常之变，即权变。认为实行权父是有条什的，即“以至仁而伐继纣之恐”，所以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此种权变出于特殊情况，所谓“非常之时”，所以《彖》文说：“革之时大矣哉！欧阳修此论，以常为正道。以变为非常情况，认为汤武革命说到底不符合君豆之正道,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观点，不承认变革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经环节，同《易传》比较，其辩证思维则大大削弱了。欧阳修虽然是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但由于他维护封建的统治，不敢触动君主专制制度，宣称“圣人于乾坤以履霜为戒，以黄裳为吉”，对《彖》文所论革卦的卦义，不得不加以新的解释。这说明理论思维的发展，又是受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