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易堂讲易经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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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是在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逐渐完善起来并具备自身的个性的。思维方式总是具体的、没有什么抽象的一般的思维方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和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生活风俗习惯。这便是区域文化。一方面,它是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形成的。因为人类诞生以后,便以认识和改造自然为天职。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的形成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同时客观存在又熏陶、改造和提高了人类的素质,使得人类的思维方式逐渐发展、成型和模式化。所以思维方式的形成,一刻也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产实践。

其次,人们的生产实践水平,总是受社会生产发展状况制约的。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最终决定了思维方式的不同层次。进人阶级社会以后,由于阶级利益而导致的价值观念的不同,因而思维方式又往往带有阶级的烙印。所以我们说,思维方式总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同时,它潜在地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人类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物,同时,它又是在本民族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发展的。

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源头的《易》文化,自然对于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易》文化莫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易》文化规定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体。华夏民族自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酿成了民族的多种性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则又导致了思维方式的趋同性。

这种源分而流一的过程,从广泛意义上说,怡恰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凝聚过程从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说,《周易》由八经卦重香组合而成的六十四卦象数符号系统,是先人们对坦露但又神秘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成果,是一个集巫术迷信与经验科学于一体的智慧晶体。《周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系统认知工程。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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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基本的八卦符号开其端,经由指物、重卦、配以卦题、卦辭和爻辭作传等三个阶段而基本完成,其问经历了大约二十个世纪,仅重卦至作传便有十个世纪。《易传》出现以前,《周易》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为普遍所接受的认知的典范。当时,在各诸侯国之间,举凡祭祀、征伐、姻亲、爻往、医病、健身等人们的日常行事,都要借《周易》贞问、决疑,作最高的判断,以“神明其德”。这方面的事例在先秦一些典籍中有较多的记载,明确地载于《左传》中的案例,便有二十余起之多。

《周易》为我们民族奠定的是一种以辩证法为主体的经验的非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从而代表东方民族认知特征而与西方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形成对照。

这种经验的韭形式逻辑型的思维方式致力于“通几”,即《易传•系辞上传》所说的:“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之志;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下传》说:“知几其神乎!几者,运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儿而作不俟终日。”张载说“几者,象见而末形也。”周敦颐说:“动而末形,在有无之问者曰几。”方以智说:“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儿。”又说:〝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这里把“几”都理解为事物运动、变化的一种端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和根据。而所谓“研几”,“知九”,见几而作,“通儿”,则是深穷事物变化之所以然。

这是一种辩证思维方法,由此而发展成为传统的辩证逻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证思维更能反映和驾驭经验知识,而逻辑型的思维方式则致力于“质测”,即用实证的方法考究自然万物的属性和规律。正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自序》中所说:“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日质测。”西方由此而发展成为传统的形式逻辑学。方以智在《通雅•卷首二》中说:“泰西质测烦精而通几未举。”这是他接触了明以来所传人的西学以后所得出的结论。它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分野。

当然,并不否认西方亦有辩证逻辑学。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辦证逻辑。”关于“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辦证逻辑”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它并不排除中国思想史上实际存在的形式逻辑。只不过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所居的地位较其次罢了。辩证逻辑是对事物进行动态考察,注重事物的普遍关系、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它是通过一定的思维形式来反映现实的矛盾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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