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文化的思维模式 一般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思维性质,其二是思维程式
《周易》与两种思维模式
从总体上看,易文化所奠定传统思维方式逐渐凝聚成两种思维模式。所谓思维模式,一般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思维性质,其二是思维程式。它是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思维方式总是通过一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来。这两种思维模式是:
(一)太极、阴阳、五行化生万物
这种思维模式以西周末年大史伯阳甫(生卒年末详)〝和实生物”的命题为代表。伯阳甫认为,宇宙万物并非神灵所造,而是“先王(圣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他还认为,西周末年所发生的大地震是阴阳二气发生矛盾,“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所致。这种模式经春秋时期的《老子》到战国时期的《易传》和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而奠定下来,汉经隋、唐而至宋、元、明 清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从童仲舒(前 179~前104)、船康(公元 244~263)、刘禹锡(公元722~842)、柳宗元(公元 773-819)、王安石(公元 1021~1086)、张载(公元 1020~1077)、二程、朱熹(公元 1130~1200)、罗钦顺(公元 1465~1547)、王廷相(公元1474~1544)到方以智、王船山(公元 1619~1692)、颜元(公元 1635~1704)、李塨(公元 1659~1733)等著名的思想家们,在论及宇宙生成与发展的问题时,都没有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规范。他们中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野,主要取决于对太极(道)的属性的不同判断。至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医诊断学,至今仍然沿袭这种思维模式。其辩证施治的原则为医家当然取法。
(二)经学模式
汉代开始把先秦古文献以及某此代表性著作称为“经”,随之又出现了以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为宗旨的经学。汉武帝(前 156~前 87)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是为经学时代的开始。他采取的措施是设立五经(《诗》《书义易义礼》春秋兴《乐》博士,为博士立弟子员,成立国立太学,教以儒家经义。由于统治阶级重视,说经遂成为利禄之途,说经者日众,经说亦愈繁。
自宣帝时石渠阁会议诸儒并五经异同以后,五经博士开始正式分家法。其后,《春秋》有三传(《公羊》《谷梁》左氏》,《礼》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沙),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称为十三经。汉儒传经为了对付考试,由门徒递相讲授,口口相传,极重章向师法,其烦琐程度有“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者,而且经传乖离,不得要领。但学生不得背离师受家法,由崇拜经书而逐渐形成了思想史上的注经传统和经学思维模式。自孔子授徒开注经之先河,韩非亦有《解老》《喻老》之注,汉儒注《老》有十余家之多,魏晋 又有《庄》注,儒、道以外,又有《佛经》的译注。人们思想的表达、体系的建立,往往通过注经的形式表达出来,后来甚至出现“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争。这种经学思维模式和注经传统延续至今。从尊重传统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积累文化典籍的角度看,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却带有先天的自我封闭性,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的正常发展,起了阻碍文化学术发展的不良作用,成为传统思维方式之一大弊病。
由周易莫定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都包含在上述两种思维模式之中。
由《周易》所奠定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式,因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曲折缓慢及其实践方式的制约,以及思维方式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而成为贯通和规范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成为生成和铸就中国易文化传统的文化基因。它对于形成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无疑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的东西也起了不良影响。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忽略了分析的方法;传统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式,则忽略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方法;封闭的循环思维方式,最终室息了辨证思维的生命。传统思维方式的这种片面性,在今天,已经成为自身被改造和更新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