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记录吴越历史文化的奇书——《越绝书》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谁是《越绝书》中这篇占测军气文献的作者。《记军气》中明确说是“子胥相气取敌大数,其法如是”,根据这一说法,这篇相军气的方法是从伍子胥那里传下来的,因此伍子胥与《记军气》的关系就成为学者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吴国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国语·吴语》称他“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史记·伍子胥列传》亦谓“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可见他在吴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有关伍子胥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的杂家类中著录了《五(伍)子胥》八篇,兵技巧类著录了《五(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可惜都已佚失,因此他的思想学说的具体情况不太为学者所熟悉。但从《越绝书·记军气》来看,他对于兵阴阳的军事思想显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对于占测军气非常重视,这从《越绝书》卷六《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伍子胥的“安危之兆,各有明纪。虹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的论述亦可以得到证明。不过由于《越绝书》的时代与作者一直聚讼不清,学者们对于这些记载是否能反映伍子胥的思想一直持怀疑态度。

关于《越绝书》与伍子胥的关系,学者们长期以来曾做过很多的探讨,这里不拟详述,不过《越绝书》的内容与伍子胥关系十分密切则是人所共知的,可惜其详细情况现在已经不能确知。不过,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盖庐》的重新出土,给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盖庐》出土于张家山247号汉墓,墓葬年代是西汉早期,墓中一共出土了一千二百多枚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及《遣策》等多种。其中的《盖庐》共有 55 枚竹简,分为9章,内容是盖庐(即吴王阖闻)与申胥(即伍子胥)的对话,各章均以盖庐的提问为开头,申胥(伍子背)的回答为主体,实际上文中所体现的是伍子背的军事思想及治国理论。该篇自从正式发表以来,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已有多篇文章对《盖庐》篇做了很好的讨论。如果具体结合到《越绝书·记军气》篇的内容,张家山汉简《盖庐》篇也很能给人以启发。

《盖庐》篇所阐释的军事思想,有非常浓厚的兵阴阳色彩,该文对于阴阳五行学说在军事上的运用有很多的阐释。比如文中认为:“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又说:“凡攻之道,德义是守,星辰日月,更胜为右。四时五行,周而更始。太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这是将五行相胜的理论运用于军事上的生动阐述,其中第二条论述还将五行的盛衰与时间结合在一起;至于文中称“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表,北方为里”,并有“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西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的主张,则是对方位情况的重视;这种把五行与时间、方位等内容相结合的方法也与《记军气》一致;书中还有“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以及“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昌,逆者亡等论述,简直与《汉书·艺文志》对兵阴阳类古籍的说明“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如出一辙。从《盖庐》篇中大量的相关论述不难推断,这是一篇珍贵的兵阴阳文献,它的重新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先秦秦汉时期的兵阴阳学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盖庐》篇对于军气的情况也非常重视。在该文的第四章中,伍子胥在分析是否可以进行战争时曾特意指出:“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对于后面一句,竹简的注释者已经指出:“气,指军气。《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家有《别成子望军气》。逢逢读为蓬蓬，诗·采菽》传:盛貌。"其释甚确。这说明伍子胥确实对军气十分重视,并根据军气情况来指导具体战争,这使得《越绝书·记军气》与伍子胥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

很有意思的是在《灵枢经》卷八《逆顺第五十五》亦有与《盖庐》篇类似的引文:“兵法: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陈。”《灵枢经》已经明确说明这句话引自兵法之书,可是我们在现存的各种兵书中找不到有“无迎逢逢之气"的论述,只有在这篇出土的《盖庐》篇中有“毋击堂堂之阵,毋攻逢逢之气”之语。这种情况说明，《盖庐》篇很有可能就是《灵枢经》所据以引用的兵法著作,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盖庐》篇很可能是属于兵技巧类的《五(伍)子胥》中的一篇。

正因为伍子胥十分重视军气,所以在《盖庐》篇中还有“且望其气,夕望其埃”之论,重视观测敌我的军气情况。因此《越绝书·记军气》篇对占测军气的重视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其内容与伍子胥有一定关系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