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与易文化传统 儒学传统绝不就是中国文化传统

孔子、儒学与易文化传统

数千年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包含了孔子儒学;但是，儒学传统绝不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由齐鲁、荆楚、吴越、秦晋、燕赵等文化系列相结合的有机复合体，是百家之学的总和，有着丰富的内涵。就其源流言，儒学不过是众流之一，但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原因，逐渐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其源，则应湖及《易》文化。也即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易》为标志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易》文化是先民们通过观天俯地，“近取”“远取”等长期的社会实践和实际观察而形成的智慧结品。它与巫术神学伴生，却成为上述诸种文化系列的共同源泉。正是这种《易》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宇特色，奠定了中华民族以经验为主的思维方式，蕴涵了尔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萌芽。

当然，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是有建树的，主要表现为创立私学，，整理古文献，授徒传授六经，为普及文化、莫定民族文化的心理素质起到了凿泉列流的作用。

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以儒学的基本精神弘扬了《易》道。《礼记•礼运》说：“孔子日：我欲观殿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乾 、坤”率指阳、阳，为《易》之开首两卦，自然是《易》书。孔L子“晚而喜易”，其钻研《易》的刻告精神，曾达到“韦编三绝”的程度。从现存资料看，孔子千《易》，是偏重理的。他认为掌握了《易》理，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论语•子路》有一则记载：“南人有言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差。子日：“不占而已矣。’”

上引“不恒其德”云云，见《易。恒》之九三。没有恒心的人是不配被选作巫医的，孔子认为，这与《易》所说没有恒心的人就会受到羞辱的理论是一致的。在孔子看来，这种道理用不着占筮。《易传》为儒家后学和黄老学者所著，它也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以其伦理和哲理化倾向，改变了后人心目中对于《易》的价值观。

其次，孔子倾心于《易》的“中和”观念，希望“得中行而与之”。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盛赞〝中庸”为天下之“至德”。孔子的中庸思想来源于《易》，又通过战国初期子思的《中庸》而得到发展。尤其是战国后期的《易传》，可以说把这种中庸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易传》之《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篇中，崇尚“中”的论述多达五十余次。《易传》是儒家和道家采用注经形式发展孔子儒学和老学的一次成功尝试。《易传》的注经，一方面继承了《易》的卜筮方式，一方面却改造了它的内容，表达了孔子儒学和老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重人事、强调人为的观念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和顺、敦柔、宽厚的精神。

再次，孔子授徒以《易》，扩大了文化传统中儒家《易》学的影响。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后，附有《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等供书，正是记载孔子与弟子论《易》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传《易》于商霍，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田又传于汉代杨何。《汉书•儒林传》载：田何传《易》手周王孙、丁宽、服生，后又传于杨何。又说：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其中孟又传焦延寿，焦又影响京房。可见汉代需家《易》学，皆祖师于孔子。有汉一代，出现了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和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此皆为需家《易》学。此外，尚有以黄老学说解《易》的道家《易》学。如果说中国文化史上儒学的历程是命途至外的话，那么，被列为儒经的《易》，却始终受到殊遇。先是秦以《易》为卜旅之书而得免于火焚，至汉，《易》又被列为六经之首，成为经师们的必攻课程。自秦及明清，治《易》、传《易》者代有其人。尤其宋明时期，理学奠基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等，都以《易》学讲学，都有《易》著问世。而后来对理学进行批判，总结的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方、黄、王诸人，也莫不竞相说《易》。至于清代学者，更甚于前。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正是以《易》为基础建立各自的理论体系的。这种历史现象，固然应从《易》本身去探寻原因，但与孔子的重视和提倡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