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境界：人能解其有意之蔽，无心而循万物之理，则与天地相似，无往而不自得。

苏轼的这种宇宙生成论显然是本于道家的有生于无的思想。其所谓无，并非绝对虚无，而是内在地蕴含着有。这个有亦却无形无象的阴阳之气。只是这种阴阳之气处于宇宙的原初状态，尚未交接而生物，故虽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阴阳交接而生物，物转相生，生生不已，是一个由无人有、由隐到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莫或使之，无主宰，无目的，也没有启示什么先验的道德准则，但却有一种神妙的自然之理在起着支配的作用。苏轼注《系辞》“鼓之舞之以尽神”说：“孰鼓之欤？孰舞之欤？莫适为之，则谓之神。”注《说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渭之帝者，万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易的本质是立足于生生之有的，是对自然之理的一种研究和闸发。由于此生生之有显现为一种德业，故易的本质也就蕴含于德业之中，除此以外，无别有易。通过这一番论证，苏轼对他的易道观做了总结性的表述：“天地位则德业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别有易也。”

既然宇宙的生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贵穿着一种自然之理，那么这种自然之理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苏轼明确指出，这主要是支配万物变化的“出于一而两于所在”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他围绕着这个思想作了一系列的论述：

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共未尝不一邪？由是观之，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之始也。

夫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变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变化而一之，以为无定而两之，此二者皆过也。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

同是户也，阖则谓之坤，關者谓之乾，阖闢之间而二物出焉。故变者两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则往者穷于仲，来者穷于屈矣。(《东坡号传》卷七)

易将明乎一，未有不用变化晦明寒暑往来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为一。然后其一可必。

阖闢以生变化，易之所自出也。

阴阳，二物也，其合也，未尝不杂，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尝杂也。

故日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阴阳合德，故杂;刚柔有体，故不越。

刚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确然。柔而无心者，其德简，其形隋然。论此者，明八卦皆以德发于中，而形著于外也。故交效其德，而象像其形，非独乾坤也。(卷八)

关于“出于一而两于所在”的思想，在宋代易学中曾受到普遍的关注，各家均有所论述。比如张载所说的“一物两体”，程颐所说的“万物莫不有对”，朱熹所说的流行与对待，陆九渊所说的三极之道，都是论述这个思想的著名的命题。这个思想固然是对《周易》的太极阴阳之理的一种发挥，但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也有着很深的洲源关系。理学家出;于排斥佛老的心态，故意隐瞒这种关系，苏轼则坦然承认，直接依据道家哲学来研究万物生成变化的内在原因。苏轼认为，这种内在原因就是“出于一而两于所在”。这是一种自然之理，其本质在于无心，不仅阴阳合德之一为无心，两于所在之乾坤刚柔亦归结为无心。人与天地同受此无心的自然之理的支配，但人常不能与天地相似，是因为人为有意所蔽。如果人能解其有意之蔽，无心而循万物之理，则与天地相似，无往而不自得，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