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体系创立的时间:周易起源于什么朝代,周易来历起源

依据考古材料上的八卦筮数,可以断定《周易》筮法是产生在西周中期以后,战国以前这一时间段里。因为“古筮的考古资料、从殷墟三期(约廪辛康丁时)到西周早期(约穆王时止),皆数止于八,没有出现过九字"。而明确载有“九”字的筮卦是战国时期的。因而《周易》应是产生于西周中期至战国初期这一时间段里。而这一时间段还可以缩小。

从历法角度看,周朝始建之时,《周易》筮法产生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筮法模拟着闰法,而周初是沿用商代历法。《尚书·洪范》篇记载着武王访箕子一事: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这是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即武王灭商的第二年。武王明确地说,"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即不知纲常法度依据什么制定,于是箕子告以“洪范九畴”(即九类大法,这应是夫子所说的“周因于殷礼”的一个内容)。其中:“次四曰:协用五纪”,“五纪:一日岁,二日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这就是天文历法内容。此事在《汉书·律历志》上是这样说的:“至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这表明周初是沿用商代的历法,此前周人没有殷历。周人所沿用的当然是晚商祖甲以后的变革之中的新历法。

那么西周沿用殷历直到什么时候呢?《帝王世纪》说:“周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是以历依鲁为正。”《史记》又说:

龠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机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

可知西周自共王开始历法不明,在幽厉二王之后,历法陷人失序状态,直到春秋前期。这期间不可能产生新历法。那么从箕子传历到西周晚期历法失序,这期间是否是一直都是用的殷历呢?的确如此!已故的古历学专家张汝舟先生通过对《尧典》《夏小正)《诗·七月》、《月令》及各类古史和考古材料中的历法内容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一个“拨乱反正"性的结论,证明“三代之正”确是经学家的附会,“西周承用殷历,一直到春秋时期。“三正论'的周正建子.萌芽于春秋中期,末期才稳定,春秋以前没有周历”。西周一直是承用殷历,是“丑正。”这一结论与《洪范》所载周初承用殷历事相合。

那么,从晚商祖甲时代(约公元前12世纪)到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初),其间六七百年,"五岁再闰"规律究竟什么时候正式形成的呢?无疑,它不会是在历法不明或失序不正的时期产生,也就是说,它必然形成于西周共王之前。那么“五岁再闰"会不会形成于商末呢?从祖甲时代“年中置闰”到商纣,约百余年,可以有30至40次设闰,从理论上讲是有可能的。“年中置闰”作为调整时序的重大改革步骤,应是在商代早、中期“三年一闰”的规律中总结出的“积足一月日数就置闰"的思想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最初的“归余于中"显然是设闰于年中,以与“年终”置闰对应,大约是闰六月。

而后的继续"积足一月就置闰”则必然带来在六月之前或之后的设闰位置,而且以后还会开拓出更多的新的置闰位置。关于商代的年中置闰位置,史书提供了三个置闰点,即六月、八月、五月。“积足一月就置闰”的思想不仅带来了多个设闰位置,还导致了置闰周期的相对缩短。五年里可以有两次置闰就是对这一新的置闰方法的闰月周期规律的概括,虽然它仍是一种粗糙的现象表述,仍不完善,但它已显然否定了“三年一闰”的常规,置闰月份的变化性使阴阳之道尚变的思想展示出来。但在商末的30至40次置闰中是否已总结出了“五岁再闰”的规律则没有史料作结论。然而这是一个王朝更替的时代。西周历法稳定则是在箕子传历之后,武王成王时期。司马迁说:“昔之传天数者……周室,史佚,苌弘。”史佚是武王、成王时期的史官,苌弘则是东周灵王(春秋中后期)的大夫。苌弘作为春秋天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能知天数,这个记载恰与张汝舟氏的“周正建子,萌芽于春秋中期"的说法暗合。那么史佚作为西周早期的“传天数者”无疑说明了西周成王时代,殷历的沿用已经稳定,晚商出现的“归余于中”新法在此时已经发展成熟了。史佚也许就是总结“五岁再闰”规律的人物之一。总之,“五岁再闰"规律这时已经成熟是无疑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是“五岁再闰”规律产生于商末,它也没法产生《周易》。因为商末纣王无道,诸侯叛离,纵有新历术也不能行于诸侯,因而周初无殷历。纣王在位长达三十三年,曾经“为长夜之饮,七日七夜,失忘历数,不知甲乙。问于左右,莫知。使问箕子。”纣王昏愦已极。周初没有殷历,当然谈不上依据"五岁再闰”创立《周易》。只有在西周历法稳定之后,“五岁再闰”规律已经成熟,才能产生《周易》。无疑这个时期是史佚时代,西周早期。显然,这一结论与考古筮数所反映的情况一致。西周中期以前,筮数到八为止,没有出现过九字,这表明,西周中期以前是《归藏》占据筮坛的时期,《周易》还没诞生。

置闰方法的变化必然要带来天文观的变化,随之要总结出新的(易》理,这些《易》理要体现到筮法及筮数上,这又必然引起对旧有的筮法内容的局部修正。从而使筮占法则和筮数含义表现出一些新内容。到新筮法确立,这个旧有的筮法、义理及那些新生的内容又必然要让位于新筮法、新义理,永远地退出筮坛,从而使得那些旧筮法中的新内容的生命表现为短暂的一现。《归藏》义理的变化发展,应该早在晚商“归余于中”的时代就已开始。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两个筮数“X”,这种写法应是表明“八”有了一种新的含义,是《归藏》旧筮法企图容纳新《易》理的反映,它应是在表明《归藏易》在此时正进行着剧烈的义理修正。因而,《周易》筮法的产生必然是在“)["写作“兴”的时期之后,应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的这段时间里。而《左传》的记载又表明,《周易》在春秋之初已经存在。

庄公二十二年载,陈公子完(敬仲)因内乱流亡齐国,“齐侯使敬仲为卿”,史书叙敬仲历史说: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这个占例无疑是实实在在的《周易》占例。敬仲的父亲是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蔡人杀五父立厉公事发生在鲁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敬仲出生时间当在此前后。

而公元前722年,历史进入春秋时代。据此可知,公元前706年前后,《周易》已经存在了,因而可以推知,《周易》体系的建立应是在西周晚期到东周平王这一时期里,即西周中期以后春秋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

在通行本《周易》中，除了《周易》古经与《周易》筮法(载于《系辞》)这两个反映《周易》思想的核心内容之外,还有“十翼"。“十翼”作为解说《周易》思想的作品,不会与《周易》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创立,因此,不能通过它们来直接证明《周易》体系产生的时间。

由于"十翼”包括的内容多,它是由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所作，不可一概而论。对其中各个部分的考察又必须涉及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流派,头绪多而复杂;相比较而言,帛书《周易》的《易传》涉及的头绪要少些,但要阐明原委,同样要涉及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