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企图通过《易》之体用关系把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统一起来

邵雍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这种有所区别、有所选择的倾向性表现得非常鲜明。《观物外篇》说：

老子知《易)之体者也，五千言大抵明物理。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日：“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此尽已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皆然。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

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疱丁解牛曰：“踌躇四顾。”孔子观吕染之水日：“蹈水之道无私。”皆至理之言也。

《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为尽性之书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之书，非也。

颜子不迁怒，不二过。迁怒二过，皆情也，非性也。不至于性命，不足谓之好学。

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邵雍企图通过《易》之体用关系把道家的物理之学与儒家的性命之学统一起来，以老子为得《易》之体，以孟子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朱熹批评这种做法是”体用自分作两截”，”二程谓其粹而不杂，以今观之，亦不可谓不杂”，康节之学似老子”。(《朱子语类》卷一百)实际上，朱熹的这个批评是出于学派门户之见，带有意识形态的偏狭性，近似于邵雍所指斥的那种“以我观物”的心态。而邵雍则是”以物观物”，气度恢宏，不存畛城，立足于宇宙一元的太极整体现,力图摆正儒道两家的地位，而使之统一于《易》道。这种理论探索自有其哲学上的深厚的依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不是像朱熹所批的那种把体用分作两截。

在邵雅看来，易学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之学明体，后天之学人用。就一般性的哲学原理的层次而言，体用相依，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此二者不可分作两截，故先天与后天彼此相函，体与用合为一体，是同一个变化之道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但是，从宇宙演化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先天与后天以唐光时期作为确定的分界线，唐光以前为先天，唐尧以后为后天。

其所以如此区分，关键在于唐尧以前的历史主要是宇宙的自然史，缺乏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和主体性因素的参与，即无人事之用，而唐光以后的历史则主要是人类的文明史，在这个时期，如何发挥人事之用来创造人类的业绩占了主导的地位。根据这和区分，邵雍认为儒道两家的学术思想，研究的对象互不相同，研究的成果各有所长，以老子为得《易》之体，以孟子为得《易》之用。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

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由于天人之学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自其合者而观之,则天人互为表里，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尽管老子与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然是体用相依，并未分作两截。邵雍的这一番论证，不仅在逻辑上经得起推敲，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易》道的本质,妥善地摆正了儒道两家在易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