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立足于太极一元的整体观，着眼于人与天地万物，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命题进行义理的分疏

所谓《易》道，合而言之，即通贯天地人三才的太极一元之道，分而言之，则有天道之阴阳，地道之乘刚，人道之仁义。阴阳柔刚，谓之四象，四象相交，乃生万物。《周易 •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万物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没有人文的因素，支配此自然生成的规律叫作天地万物之理，简称为物理，专门研究物理的学问叫作物理之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

人是在有了万物以后才产生的。《序卦》接着指出：“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自从产生了人，就有了由各种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社会。人道之仁义就是为了调整稳定社会秩序而人为地设立的，并非自然的生成。专门研究人性的学问叫作性命之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由此看来，分而言之的《易》道，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邵雍称自然科学为天学，人文科学为人学，并且以有无人文因素的参与作为区分先天与后天的标准，是和《周易》原典的精神相符合的。由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学的本源皆本于太极，同归于太极一元之道，虽然发展的阶段有所不同，却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那么，人与宇宙的相互联结之点究竟何在呢？《周易 •系辞》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人之间的沟通，关键在一个继字，继之则善，不继则不善。就天道之阴阳而言，无所谓善与不善，物之性乘大化之偶然，也无所谓善与不善，唯有人能自觉地继承天道之阴阳，使之继线不断，所以才叫作善，继之而后必有所成。“成之者性也”，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性的原则。如果人不继承天道之阴阳，就没有本源意义的善，如果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现此本源意义的善，就不可能凝成而为性。因此,必须存其所存，存乎人者，因而存之，使本源意义的善不至于丧失而变为自己的本性，这就是进人道义的门户，完成德业的根本。

邵雍所说的“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着功夫”，也是和《周易》的这个思想相符合的。但是，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处理天人关系都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联结点而各有所蔽，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恰恰相反，蔽于人而不知天。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利。“这是对天地万物之理的一种深刻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是，老子不重视人文科学的研究，贬斥人道之仁义，认为“大道皮，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礼者，忠信之海，而乱之首也。“因而老子的思想，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对人道之仁义推崇备至，认为仁义乃是人性的本质，但却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人学而无天学。虽然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并且主张由尽心以知性、由知性以知天的途径来沟通天人，但是，其所谓天乃是人的主观的投影，人性本质的外化,并不是指称完全排除了人文因素的容观外在的天地万物之理。

因此，儒道两家的思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周易》整合了这两家的思想，取其所长而去其所短，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地联结起来，构成一个通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完整的体系，这就把中国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邵雍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以老子为得《易》之体，以孟子为得《易》之用,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需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也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

邵雍首先立足于太极一元的整体观，着眼于人与天地万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命题进行义理的分疏，企图通过这种分疏来为自己的道体论确立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他说：

《易〉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

天下之物，英不有理焉，英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一也。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观物内篇》)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复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

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

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

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

人配天地谓之人，唯仁者真可以谓之人矣。(《观物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