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立足于太极一元的整体观,着眼于人与天地万物,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命题进行义理的分疏
所谓《易》道,合而言之,即通贯天地人三才的太极一元之道,分而言之,则有天道之阴阳,地道之乘刚,人道之仁义。阴阳柔刚,谓之四象,四象相交,乃生万物。《周易 •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万物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没有人文的因素,支配此自然生成的规律叫作天地万物之理,简称为物理,专门研究物理的学问叫作物理之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
人是在有了万物以后才产生的。《序卦》接着指出:“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自从产生了人,就有了由各种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社会。人道之仁义就是为了调整稳定社会秩序而人为地设立的,并非自然的生成。专门研究人性的学问叫作性命之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由此看来,分而言之的《易》道,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邵雍称自然科学为天学,人文科学为人学,并且以有无人文因素的参与作为区分先天与后天的标准,是和《周易》原典的精神相符合的。由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学的本源皆本于太极,同归于太极一元之道,虽然发展的阶段有所不同,却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那么,人与宇宙的相互联结之点究竟何在呢?《周易 •系辞》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人之间的沟通,关键在一个继字,继之则善,不继则不善。就天道之阴阳而言,无所谓善与不善,物之性乘大化之偶然,也无所谓善与不善,唯有人能自觉地继承天道之阴阳,使之继线不断,所以才叫作善,继之而后必有所成。“成之者性也”,进一步突出了主体性的原则。如果人不继承天道之阴阳,就没有本源意义的善,如果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实现此本源意义的善,就不可能凝成而为性。因此,必须存其所存,存乎人者,因而存之,使本源意义的善不至于丧失而变为自己的本性,这就是进人道义的门户,完成德业的根本。
邵雍所说的“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着功夫”,也是和《周易》的这个思想相符合的。但是,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处理天人关系都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联结点而各有所蔽,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恰恰相反,蔽于人而不知天。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利。“这是对天地万物之理的一种深刻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但是,老子不重视人文科学的研究,贬斥人道之仁义,认为“大道皮,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大礼者,忠信之海,而乱之首也。“因而老子的思想,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对人道之仁义推崇备至,认为仁义乃是人性的本质,但却不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有人学而无天学。虽然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并且主张由尽心以知性、由知性以知天的途径来沟通天人,但是,其所谓天乃是人的主观的投影,人性本质的外化,并不是指称完全排除了人文因素的容观外在的天地万物之理。
因此,儒道两家的思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周易》整合了这两家的思想,取其所长而去其所短,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有机地联结起来,构成一个通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完整的体系,这就把中国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邵雍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以老子为得《易》之体,以孟子为得《易》之用,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需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也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
邵雍首先立足于太极一元的整体观,着眼于人与天地万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学命题进行义理的分疏,企图通过这种分疏来为自己的道体论确立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他说:
《易〉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
天下之物,英不有理焉,英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一也。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观物内篇》)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复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
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
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
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
人配天地谓之人,唯仁者真可以谓之人矣。(《观物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