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与宇宙意识，有我之境的乐，重在求真，是一种通过理性的认识所获得的美感体验

邵雍曾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成？何理不可精？”(《观物外篇》)他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光生”认为自己华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就在于追水这种天理真乐。乐是一种美感的体验，精神的享受，一种山”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达列的主客合一的心里境界。中国的文化提倡“为已之学”，把学道、修道、得道、行道著作是同一件事，以追求这种自家受用的乐的境界作为音遍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各家各派所遵循的路径不同，其所达到的境界的内涵也有很大的差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从美学的角度把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告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一般说来，道家对乐的追求，倾向于以物观物的“无我之境”，儒家则反之，倾向于以我观物的“有我之境”。所谓无我之境并非完全无我,街底排除人的主观，只是使主观消融于客观之中，符合于对象之自然，如同庄子所说的“畸于人而侔于天””乃人于寥天一”。所谓有我之境也并非完全无物，彻底排除客观的对象，只是使客观消融于主观之中，符合于人所创造的价值理想，如同孟子所说的“万物告各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有我之境的乐，重在求真，是一种通过理性的认识所获得的美感体验。有我之境的乐，重在求善，是一种通过道德的修养所获得的美感体验。此二者虽然同是精神的享受，心理的境界，属于美感的范畴，但其哲学的内涵却不相同，一为求真的理智之美，一为求善的伦理之美。用邵雍的话来说，求真的理智之美可称为“观物之乐”，求善的伦理之美可称为“名教之乐”。在北宋五子中，除了邵雍以外，其他四人都把追求名教之乐置于首位。比如周敦顾首先提出了“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问题，二程受学于周敦颐，也把这个问题作为探索的重点。张载少喜谈兵，范仲淹教导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于是张载扭转了学术的方向，着重于追求名教之乐。唯独邵雍与众人不同，持有异议，明确断言名教之乐比不上观物之乐，主张把观物之乐置于首位来统率名教之乐。他的这种做法在理学家中颇有微辞。朱熹对他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朱熹指出：

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直卿云：“其诗多说闲静乐底忘思，太煞把做事了。”日：“这个未说圣人，只颜子之乐亦不恁地。看他诗、篇篇只管说乐，次第乐得来厌了。圣人得底如吃饭相似，只饱而巴。他却如吃酒。”又曰：“他都是有个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之说。”

邵尧大六十岁，作《首尾吟》百三十余篇，至六七年问终。渠诗玩侮一世，只是一个“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朱子语类》卷一百)

老子窥见天下之事，却讨便宜置身于安闲之地，云清静自治……邵康节亦有些小假他。(同上卷六十)

问：“柳下惠不恭’，是待人不恭否?”日：“是他玩世，不把人做人看，如‘袒裼裸裡于我侧’，是已，邵尧夫正是这意思，如《皇极经世》书成，封作一卷，题云‘文宇上呈尧夫’。”(同上卷五十三)

朱嘉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本于二程。二程指出：

尧大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日：“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亦为之侮玩。

尧夫诗〝雪月风花未品题”，佗便把这些事，便与尧舜三代一般。此等语，自孟子后，无人曾敢如此言来，直足无站。又如言“文宇呈上光夫”，皆不恭之甚。须信画前元有《易》，自从州后更无《讨》，这个忘思，古元未有人道来。(《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