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以天道性命为主题，具体落实到人格的塑造和心性的修养
邵雍在理学中的地位是到了南宋时期通过朱熹的大力表彰而后才确立下来的。在《六先生画像赞》中，朱熹赞康节先生云：“天挺人家，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朱子在全》卷八十五)但是，朱熹又因不满于邵雍之学带有厚重的道家色调，与老子相似，无礼不恭，玩侮一世，而不列人《伊洛洲源录》，以示其学自成一家，不合于伊洛之正统。这种赞扬和贬抑的分寸是很值得玩味的。
朱熹赞扬邵雍穷阴阳造化之妙，可见他并不否定邵雍的观物之乐，只是批评邵雍过分地沉溺于其中，以致放荡无忌，失去检束，冲击了名教的礼法。就朱熹本人的价值取向而言，他是把名教之乐置于首位，企图由遵循礼法仁义的规范入手，然后逐渐提升到从容中道的境界，使之合乎自然。其《书画象自警》云：“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子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问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朱子大全》卷八十五)由于礼法仁义源于天道，为了使之合乎天道之自然，达到孔子的那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必须从事观物之乐的研究，以求得对阴阳造化之妙能有一个容观的理解，但是,在处理名教之乐与观物之乐、道德修养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时，主从地位是不容颠倒的。照朱意看水，邵雅恰恰是在这个很本问题上颠倒了主从地位。
理学家很讲究圣贤气象。所谓圣贤气象，指的是一种人格美,这是由人的为人为学以及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所表现出的一种总体性的特征，有如自然界之气象，可以被人们具体地感妥到，并且也因其所达到的美的境界之不同，而有层次高下之分。此如说：“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在理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是名教之乐，着重于人文的关怀，因而人格美的本质就在于恪守仁义中正礼法名教的规范，但是,判定其层次高下的标准，却是依据合乎自然的程度，是否具有与天地同妙的那种深沉的宇宙意识，做到浑然无迹。
如果光有宇宙意识而无人文关怀，摒弃礼法名教，这就是佛老异端之所为，与儒家的圣贤全不相干。反之,如果光有人文关怀而不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到宇宙意识的高度，那就是心量猵狭，气象鄙陋，也谈不上成圣成贤。理学家对这个标淮是掌握得十分严格的，并且据此纵论干古人物，作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比如二程和朱熹对司马光的评价是忠厚笃实，对邵雍的评价是坦夷放旷，这就是认为，他们二人虽然具有儒者的风范，其为人为学卓然自信，无所污染，但是司马光的人格美的特征表现为中庸有余而高明不足，而邵雍则表现为高明有余而中庸不足。
理学以天道性命为主题，具体落实到人格的塑造和心性的修养上来,就是要正确地处理名教之乐与观物之乐之间的关系，使之结合得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完全符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做到既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又有深沉的宇宙意识。理学家所提出的这个标淮陈义甚高，除了他们心目中的孔子，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即以二程为例，也是明显地偏离了这个标准的。大程有似于邵维而偏于高明,小程则有似于司马光而偏于中庸。《河南程氏外书》卷十-记载：“邵尧大家以基志属明道，许之，太中(二程之父)、伊川不秋，因步月于庭。
明道曰：‘顥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太中乃许。”正是由于大程与邵雍之学息息相通，所以他对邵维所追求的观物之乐赞赏备至，并作诗多首与邵雍相唱和，与小程、朱烹的那种意存贬抑的表现迥然不同。其《和光夫首尾吟》云：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自乐时。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布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
其《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云：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生。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容求蛋妙多携卷，天为诗索刺借春。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畏乡人。
圣贤事业本经纶，肯为巢由继后生？三币未回伊尹志，万钟难换子與贫。且因经世藏千古,已占西轩度十春。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在脍炙人口的名篇《秋日偶成》中，程颢表述了与邵雍完全相同的以观物之乐水统率名教之乐的心态。其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恩人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河南程氏文集》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