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真乐”，可以培养身心,修炼性命，把个体的生命提升到与造化一般的境界，无往而不自得

理学家对乐的追求，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其所达到的境界也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尽管他们全都致力于有机地结合，却总是免不了或有所偏，有的偏于求真的宇宙意识，有的则偏于求善的人文情怀。究竟何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二程曾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这是由于各人的天资不同，与后天的学问无关。《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记二先生语：〝君实之能忠学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元不知学。光夫之坦夷，无思虑纷扰之忠，亦只是天资自美尔，皆非学之功也。”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其实后天的学问也是很重要的，涉及中国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儒道两家的种种同异分合的复杂关系，偏于道者倾向于以物观物、偏于儒者则倾向于以我观物。

易学的本质在于儒道互补。《周易 •系辞》有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安上敦乎仁，故能爱。”看来这是一种最全面而无弊病的安身立命之道，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仍然免不了要选择不同的思路，有的是由乐天知命的宇宙意识而落实到仁爱之心的人文情怀，有的则是立足于仁爱之心的人文情怀而后使之提升到乐天知命的宇宙意识的高度。也许人类的哲学思维水远山无法把二者结合得怡到好处，做到两全其美，但是，如果我们现代人能够超越古人的那种学派门户之见，用《周易》所倡导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宽容的心态来看待理学中的这两和倾向，应当承认，此二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塑造人格之美提供子有益的启示，切不可厚此而薄彼，用一种倾向去反对另一种倾向。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识见高超，也表现了这种宽容的心态，最然对邵雍有一些批评，同时也示认他的人格之美难以企及，并且为《近思录》未曾收录他的一些精彩的思她而感到很大的遗憾。比如朱熹指出：

问：“近日学者有厌拘检、乐舒放、恶精详、甚简便者，皆欲慕邵尧夫之为人。”曰：“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字，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后敢如此！”因通其诗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可谓人豪矣!

康节煞有好说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近看《文鉴》编康节诗，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底诗却不编入。(《朱子语类》卷一百)

《周易 •系辞》曾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中庸》亦有”致广大而尽精微”之语。这是以宇宙大全为对象致力于理性认识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朱熹称邵雍之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这也就是最高的赞扬了。邵雍认为,他的先天之学目的在于窥见天地之心，穷尽万物之理，以求得对宇宙大全能有一种全面的客观的理性认识，如果有了这种认识,就得到了“天理真乐”，可以培养身心,修炼性命，把个体的生命提升到与造化一般的境界，无往而不自得。《观物外篇》说：

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至于性命亦润。

猜理则为常,理之外则为异矣。

所谓“造化在我”，是指以个体之心而能包括宇宙的一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宇宙意识。动物谈不上有什么宇宙意识，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荻，也不可能有宇宙意识。张载曾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正蒙 •大心篇》)大是个动词，是指对个体局限的一种不断的超越，对褊狹心量的一种不断地扩大，只有当超越扩大到了”无外”的极限，能够把整个的宇宙都装进自己的心内，这才上升到宇宙意识的高度。在邵雍看来，他所具有的宇宙意识是通过对先天之学、画前之《易》的研究而后获得的。其《观易吟》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伊川击壤集》卷十五)

其《宇宙吟》云：

宇宙在乎手，万物在乎身。绵绵而若存，用之岂有勤。(巷十六)

其《冬至吟》云：

冬至子之半，无心无政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洗，大音声正布。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酒。(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