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追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目标，玄学和儒学在内的长期探索

孔颍达依据王弼的《周易注》所做的《周易正义》，是宋代士人的必读之书，因而王弼以体用解《易》的思路对宋代包括义理派和象数派在内的易学都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胡瑷以“明体达用”作为复兴儒学的基本纲领,实际上是继承王弼而来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课题的不同，人们必须对王弼的体用思想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有所选择，有所扬弃,才能满足新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大体上说,宋代易学中的体用思想的发展以熙宁为界可孔颍达依据王弼的《周易注》所做的《周易正义》，是宋代士人的必读之书，因而王弼以体用解《易》的思路对宋代包括义理派和象数派在内的易学都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胡瑷以“明体达用”作为复兴儒学的基本纲领,实际上是继承王弼而米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课题的不同，人们必须对王弼的体用思想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有所选择，有所扬弃,才能满足新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适应新的时代需要。

大体上说,宋代易学中的体用思想的发展以熙宁为界可孔颍达依据王弼的《周易注》所做的《周易正义》，是宋代士人的必读之书，因而王弼以体用解《易》的思路对宋代包括义理派和象数派在内的易学都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胡瑷以“明体达用”作为复兴儒学的基本纲领,实际上是继承王弼而米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时代课题的不同，人们必须对王弱的体用思想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有所选择，有所扬弃,才能满足新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取向,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大体上说,末代易学中的体用思想的发展以熙宁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自庆历以至熙宁年间，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改革的经世外王的需要，着重于“达用”。

自照宁以至元布年间，内圣心性之学上才到主流地位,则是着重于“明体”。虽然就每一个易学家主观上的认同而言，体不两用，用不高体，从木有人把明体达用分为两概，但是客观实际上的表现，各人探崇的重点仍然是清晰可非的。比如李配的易学，重点就是〝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庶乎人事修而王道明”。他继承了王弼的诠程人事的思路,批评了刘牧“释人事而责天道〝的河洛图书之学,经世外王的倾向是表现得十分鲜明的。欧阳修也是从“明人事之始终”的伯度推崇王弼的易学，他反复中说，“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六经告我圣人之道,而《易》尤明圣人之用”，强调易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达用”。由于北宋庆历之际的时代课题与曹魏正始年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李觏和欧阳修都其同认为，王弼的易学〝未免缺误”，“善矣而术尽"，信要在“达用〝方面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在“明体”方面，司马光首先明确表示不什同王弼的易学，他在《答韩乘国书》中指出，“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然既有则不可以无治之矣。

常病辅嗣好以老庄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为据也。辅嗣以雷动风行运变万化为非天之心,然则为此者果谁耶?夫雷风日月山泽，此天地所以生成万物者也,若皆寂然至无,则万物何所资仰耶?天地之有云雷风雨,犹人之有喜怒哀乐,必不能无,亦不可无也”。(《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三)司马光对王弼的批评并不是很彻底的，从“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这句话来看,说明他虽然肯定了现象之有，却没有否定本体之无,仍然保留了王弼的那条以有无言体用的思路。周敦顾是末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方面来的关键人物,他以《易》为性命之源,企图依据易学的原理为儒学建立一个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但是,一当涉及本体问题,立刻就显露出了王弼的影响。陆象山针对他的“无极而太极”的命题，指出这是以《老》解《易》，混杂了老氏〝有生于无〝之旨。

这说明周敦颐也是沿袭了王弼的以有无言体用的思路。邵雍以老子为得《易》之体,以孟子为得《易》之用,认为“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和周敦顾同样，也是以《老》解《易》，混杂了老氏“有生于无〝之旨。理学思潮发展到张载的阶段，本体论的思想才茶人成熟之境，摆脱了王弼的那条玄学的思路,不再以有无言体用。张载明确指出，〝《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这既是对王弼的批评,也是对周、邵二人的批评。因为以有无言体用，容易产生歧义，划不清“以无为体”的本体论与“有生于无”的生成论的思想界限,陷人体用殊绝、天人二本的误区。在《正蒙•神化篇》中，张载指出，“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这是以清虚一大的神化之理而言体用。

虽然如此，张载仍然致力于〝有无混一之常”的探索，企图把有无虚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他所提出的这条理学的思路只是对王弼的一种超越，而不是根本的否定。二程对王弼易学的态度也是着眼于超越,一方面批评说，“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己〞;(《进书》卷一)另一方面也做了适当的肯定，认为，“《易》有百余家，难为通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选13》卷十九)由此看来,朱代儒学围绕着体用问题所进行的探索,无论在“明体“或者“达用“方面都是对王弼的玄学思路的一种继承和超越，从而形成了一条贯穿于始终的基本的思想线索，把熙宁以前的经世外王之学与熙宁以后内圣心性之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照宁以前的探索，重点放在“达用”方面,虽然强化了儒家的道德规范,凸显了儒家的名教理想，表现了儒家的“以忧忠之心，思忧患之放”的人文情怀，但是在“明休”方面却有所忽视，理论的水平不高,给人留下有用而无体的印象;那么熙宁以后的探素，重点放在“明体”方面，着眼于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的建构，虽然提高子理论的水平,却在“达用”方面有所忽视，“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给人留下有体而无用的印象。就体用关系的内在逻辑而言，一方面要由用以见体，另一方面要由体以及用，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思维模式，既互相促进,又彼此制约，务求做到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因而体用思想在朱代儒学中的发展,也就必然遵循这种逻辑，朝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程颐在《易传序》中所提出的这个命题，系统地,总结了包括玄学和儒学在内的长期探索的成果,对这个目标做了完美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