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辞通意，因象明理，从而提高自己的智慧，凸显易道所蕴含的价值理想

中与正是爻之时位所应遵循的价值标准。所谓时位，就是六爻在特定时限内分别所处的地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二为下体之中，五为上体之中，所以二、五又为中位。就六爻变易的本然状态而言，《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说，刚爻与柔爻在六位之中升降往来、循环流转，是一个无心而自然的过程，并无一成不变的模式，也没有遵循某种固定的价值标淮。这种时位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代表人必须生活于其中而无法逃避的现实的处境。但是，人不像动物那样仅仅和一个被规定性直接合流在一起，他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对现实的处境进行价值判断，对合理性进行不懈的追求。《系辞》把这种意识称作忧患意识，认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种忧患意识指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主义的人文情怀，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用理想来评价现实，使现实符合于理想。

所以《系辞》接着指出，《周易》是圣人的一部垂成之书，“明于忧患与故”，“其辞厄，危者使平，易者使倾”。这是说，《周易》教导人们，当处于顺境时，应该居安思危，防止事物向不利的方面转化；如果遇到困境，也不要陷人无望，而应该积极去谋求解脱之方。《周易》的这个思想，也就是从本然中找出应然，从变易中找出应变之道。为了具体地贯彻这个思想，所以《周易》倡导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精神，并且立足于人文价值理想，以中正为标淮，对三百八十四爻在六十四卦中的时位做出了评价，分别指出了四种情况，有时既中且正，有时不中不正，有时正而不中，有时中而不正。这种评价不见于卦爻之象而见于卦爻之辞，特别是《彖传》与《象传》之辞。因而程颐对辞极为重视，认为他的《易传》主要就是解辞，目的在于由辞以通其意，以阐明其中所蕴含的至微之理。他在《易传序》中指出：

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摔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所谓“吉以消长之理”，是指事物发展的本然状态，“进退存亡亡道”，则是指人们应然的行为淮则。程颐认为，这两方面的道理，集中完备地体现于彖辞与象辞之中，辞所以明义，其意蕴幽微深长，应该用”玩”的方法 去认真阅读。“玩”就是玩味，是指带着一种感情色调，结合自己的切身经验去细细地玩味其中所蕴含的义理。这利一股哲学书的读法不同，不是诉之于抽象思维，不要光着服于逻辑的推理，而应该把自己所遭遇的具体的处境和整个的人摆进去，在安居无事时是这样，在有所行动时更应该如此。

由于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特别是由于具体的处境所引发的问题经常变换，每一次去”玩其辞”，由辞以得其意”，都能产生一种新的体会，从而提高自己的智慧、不仅可以对事物客体的本然得到如实的了解，而且可以为行为主体的应然确定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就是程颐所反复强调的“随时变易以从道。”《外书》卷十二记升和清之言日：“先生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吉见伊川问《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日：“圣人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后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岂能尽也?’既坐，伊川复日：‘子以为何人分上事’?对日：“圣人分上事。’日：‘若圣人分上事,则乾坤二卦亦不须，况六十四乎?”’程颐把易道看作人人必须履行的分上之事，认为易道本质主要不在于知识而在于行为，这个思想是本于《系辞》所说的“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与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相通。人作为易道的自觉的承担者，在行为的过程中以易道作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的内涵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中正二字。

历代的易学家根据《彖传》与《象传》的论述，都把中正视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制度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程颐则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哲学论证，把中正提升成为价值本体，此价值本体源于宇宙本体，与天地同在，强调人所从之道即此中正之道。程颐认为，这种中正之道是一种本体论的结构，理一而分殊，乾典二卦不足以尽之，必须通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分殊之理去涵泳体察，并且要落实到行动上。他以彖象之辞为据，对每一卦的卦德与卦才进行广具体的研究，详尽地阐明了中与正的功能作用，提出了中重于正以及以中率正的操作原理，其用心所在就是由辞通意，因象明理，凸显易道所蕴含的价值理想，弘扬人的自觉承担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