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堪舆文化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期，堪舆的神秘化色彩愈加浓厚

堪舆文化经过元代短暂的低潮期，到了明清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期。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堪舆的追捧较之唐宋时期有增无减，从统治阶层到平民百姓，堪舆文化贯穿他们的日常生活，统治阶层更是将堪舆实践推行到营建都城、皇陵等重要城市和建筑的过程中。比如朱元璋最初定都南京，就是利用南京“虎踞龙盘”的良好堪舆环境，对南京城进行规划建设;北京紫禁城的格局也是运用堪舆术的典范;明代十三陵的选址与营建同样是堪舆实践的成果。

另外，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在类书、从书的编纂过程中搜集整理前代堪舆典籍，并对许多前代典籍重新进行了阐释。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在《博物汇编·艺术典·堪舆部》收录了 22 部堪舆典籍，包括《黄帝宅经》《元女青囊海角经》《青乌先生葬经》《管氏地理指蒙》、古本《葬经》《青囊奥旨》《十二杖法》《博山篇》《十六葬法》《至宝经》《神宝经》《天宝经》《乘生秘宝经》《琦林国宝经》《五星捉脉正变明图》《金刚钻本形法葬图诀》《堪舆漫典》《总索》《堪舆杂著》《葬经翼》《水龙经》《阳宅十书》等。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大型从书《四库全书》，在《子部·术数类》中也收录了《宅经》《葬书》《撼龙经》《疑龙经》《葬法倒杖》《青囊奥语》《青囊序》《天玉经》《灵城精义》《催官篇》《发微论》共 11 部堪舆典籍，《四库全书总目》中还对这些典籍的作者和流传情况逐一进行了记述。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整合前人堪舆理论，将堪奥实践经验和理论相结合，对理论进行详细阐释的著作，比如明代徐善继、徐善述兄弟编著的《地理人子须知》、明代谢廷柱的《堪舆管见》、清代丁芮朴的《风水祛惑》等。

堪舆文化在这一时期十分兴盛，其负面影响也十分突出，那就是堪舆的神秘化色彩愈加浓厚，到了晚清时期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比如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就曾在《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中记录了当时清廷为同治皇帝迁陵的事件，此事引发朝堂热议，持不同意见者僵持了大半年依旧商讨不出结论，而迁陵过程中劳民伤财无数。何天爵认为同治帝在位期间无所作为，朝野上下为了这样一位皇帝如此隆重地迁葬实在让人费解。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这样的不良倾向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批判，当时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将堪舆文化斥为彻底的迷信。这种评价方式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才开始重新发现堪舆文化中的积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