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季宣“体用一源”易学哲学主要讨论了道器关系问题

薛季宣的易学哲学主要讨论了道器关系问题。其给陈亮的信说：

夫道之不可近,未邃以体用论。见之时措，体用宛若可识。率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以徒善徒法为体为用之別，体用固如是邪？上形下形,日道日器。道无形,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遊之，非但不知器,亦不知道矣。（《浪语集．答陈同甫书》）

此是说，体用关系即表现于日常行事之中，但不能以徒善徒法分别体和用。〝徒善〝〝徒法”，本于《孟子 •离娄上»：“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薛氏认为，为善之心和遵铺典章制度是统-的，如同面方圆，匠心和规知，缺一不可。所以不能以徒善为体，或徒法为用，即不能将体用关系割裂,离体求用或离用求体。下文进而以道器关系，论证了道不远于人，即在事物之中。意思是，道为形而上,器为形而下。但作为无形的道,离有形之器物则无所适。

道和器虽有区别，不能称器为道，但道却不远离于事物,而寓于形器之中，愚味之人,方将道器分割，以为器不是道,从而齐器为道,此种人既不懂得器,亦不懂搏道。薛氏此论，坚持了道器合一说,但其重点是讲道不旁器,断言道在器中，道非高器独立自存之物。此种观点，同其体用观联系起来看,实际上认为体不离用,故说遗其器，“非但不知器,亦不知道〝。他接着批评异端序器求道说：

下学上达，惟天知之。知天而后可以得天之知，绝非异端遗形器者之求之见。礼仪威仪，待夫人而后行。且苟不至德，谁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谓，其切当关乎！曾子且日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辄废检察。且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古人事业。学不至此，恐至道不凝。此市白得，则当深知，给末可以言言文也。（同上）

“下学上达”木干《论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严。”（《宪问》）“礼仪威仪”向，本于《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下，待其人而后行。故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本于《诗•大雅•文王》。 此是从道德修养伯度讲道器炎系。关子“下学而上达”，程颐解释说：“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外书》二）此以理事关系解释下学和上达。又说：“天下之步，归于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可进学至形而上古出。”（《外书》一)此是以下学为形而下之步，上达为形而上之道。薛氏准此，认为下学和上达不可偏废，此即孔子说的“知天。”可是佛道二家。遗弃形器,排斥下学，其听谓上达，必然论于服无，《中庸》说的“待其人而后行”，即待至德之人推行礼仪三千于日用之中，圣人之道即内此而显达。所以有德之人,应如曾参那样，每日省察自己的言行,方能达到“不识不知，顺宿之则〝的境界。解氏此论，強洞浮德性，不能脱孩道问学，不能脱旁日常行事,而空谈道德性命。

此即他所说：“第于事物之上，习于;心无适莫,则将天理自见,持之以久,会当知之〝(同上）“心无适莫”，本于《论语 •里仁》：“无适世,无莫也，义之与此。“是说，只能就事物上，方能达到心无偏倚！得见天理。据此,批评旁事言理，这器求道说：“空无之学，不可谓无所见,迄无所用，不知所谓不二者尔。木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务，婴终为无用。酒打应对选退，虽为威仪之一,古人以为道无本木者。”（《浪语集．与沈应先书》)是说，旁器言道，则为空无之学，虽有所见，但无所用，不懂得道器不二，不可分割。如果将道揆与法守分离,道则成为无用之物。酒扫应对，虽为形面下之事，礼仪之一，但形面上之道即寓于其中,因为道无本木之别,即不能以道为本，以器为未。以上即薛季宣的道器观。

薛氏的道器合一说，从易学哲学史看，是对二程学说的改造。程颐主体用一源,即事显理，程颢则主道器不二，所谓〝道亦器，器亦道。“此种观点曾为永嘉学者所继承和閘发。水嘉九先生之一刘安节，有《行于万物者道》一文，其论道器关系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旷荡而言道，故终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数而言物，故终日言物而不及道。道与物离而为二，不能相通，则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运乎物者也。明乎此,则庄周之论得矣。（《刘左史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