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吉凶是因时而来的，人行事要注意掌握时机，不可错过、违反时机

人事吉凶——《周易》与人生观

《周易》最初被用作卜筮之书，但春秋时期就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事之吉凶，虽可以根据《周易》加以推测，但最终还要取决于人自己的行为，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此说被称作吉凶由人说，它强调人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人的价值。《易传》中很多地方则将《周易》看作一部关于人生经验和生活准则的经书，并且具体列举、阐述了一些准则。此后，在易学史上，很多治易者反映当时时代精神，在解易时阐发他们认为具有普遍正确性的人生观。虽然特论因人因时而异，但大多是从他们认为内在地包含于易道中的人道出发的，而且大多突出强调道德践履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西汉经师孟喜的易学理论多讲天时节气之变化，其主要兴趣似乎是只论天道，但其宗旨则是以天文之变化，显示人事之吉凶。他的卦气说旨在说明节气变化规律，以示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生活准则，以圣人之经典教化国人顺时令以行赏罚，反映了早期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天人关系及生活的理解。京房易学大讲天人感应，以阴阳二气的变化解释次变。《京房易传》曾以“君不思道”作为“妖火烧宫”的原因，其宗旨则在于劝化国君进而教化百姓不能忘记仁义之道，“思道”才能免除灾异。《易纬》通过宣讲《周易》中的“不易’之义，论证易经是明君豆夫妇父子之义的经书，而且这些尊单秋序和天道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要求人们遵守封建专制社会中的等级规范，如此方能逢凶化吉，或少遇凶灾。

东汉荀爽创乾升坤降说，一方面以阳尊阴单为阴阳和谐之象，从而为至上君权做理论辩护。另一方面又将中位说与和谐观念结合起来，以《中庸》的“中和”观念解释中爻的德性，以中和为至上之德，以能否行中和之德为君王享治天下、百姓得吉利的道德条件。反映出一种以德行决定人的境遇的人生观。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多以人事比附、解释《周易》，他提出的适时说，既是对变动不居、难以推度的爻义的解释，又包含着对人生的哲理性总结。例如，他认为生活中的吉凶是因时而来的，人行事要注意掌握时机，不可错过、违反时机。适其时则吉，失其时则凶。无论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家中小事，都不能违反时位。

当他论证;适时而变的重要性时，表明他相信历史的变化受理性规律的支配(“物无安然，必由其理”)，具有理性主义倾向，但当他将适时之变同贵贱之位结合在一起，认为时和位不能分开，所处的分位不同，所遇的时机也不同，并论证“当其列贵贱之时，其位不可犯也”时，其目的则在于论证人们应按自己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变的贵贱之位，如士庶之别而行动，以巩固当时的士族门阀政治制度。另外，由于王弼将老庄哲学引人其易学理论，他的人生观及政治学说便不免强调自然无为。他认为自然的东西，都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人力不能损益，只能任其自然，这叫“与时借行”。他认为自然无为是人所应该具备的高贵品德。王弼此说告诚人们，在生活中，不可违反事物自身的规定性，强力而为，那样只会招致失败。晋韩康伯认为《周易》备天下之理，人们在生活中决不能轻视其至赜之理，更不能违背其理，而应按八卦六十四爻变化的法则行动。

他还提倡一种直觉神秘主义，教人以精神与理会合，在神秘的体验中掌握易理，从而按易理行动。阮籍则在《通易论》中着重讨论了善恶和吉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他认为六十四卦的卦义及其顺序与人类社会秋序是一致的。卦有阳阳之性，人类也有阴阳之性，有阴阳则有刚柔，人之刚柔为情。有刚柔之情，则有爱恶;有爱恶则有得失，有得失则生悔恨，吉凶也就分明了。由于利害出于性情相爻，为了避凶就吉，领正性制情。八卦方正可以正人之性，著龟园通可以断天下之疑，可以制人之情。所以人应穷研易理，知理且笃守。只要能遵守圣人在《周易》中确立的准则，尤其是尊卑之制，就可以逢凶化吉，转穷为通。相反，若冒犯尊卑刚柔之分位，别有所求，则会虽吉必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