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人术在汉代以前的，多采取分别或比较的方法，混合观人法成为时尚

[原文]

综上所引，其人或圣贤，或为英雄，或为大儒，或为名士，虽有至有不至，而其全部观察之法，只一二字赅之，不必毛举细事，而其人已活跃而出。如道与气象之所以衡圣贤，气、识度之所以衡英雄，器局、神韵之所以衡名士，虽孔孟复起，不能易也。

盖尝思之，中国观人术在汉以前者，多取分别或比较法。如《尚书》之“载采采”， 《论语》之“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皆分别观人法也;如《论语》之论仁、论忠、论清，《荀子.荣辱篇》 之论.勇、《非相篇》之论辩，皆比较观人法也。至汉之季世，递晋之初叶，天下大乱，士行无常，好人伦者既不能悬的过高，而士之求骧进者，朝廷无路，转不能不乞助清议。故曹操胁许劭求其品目，孙秀①挽王戎为之题品。而为之目题者，言切至则惧祸害，言优侗②则伤鉴识，故泛应之混合法尚焉。

[注释]

①孙秀:字彦才，三国时吴国将军，孙匡之孙，因害怕孙皓的暴虐而逃往晋国。

②优侗:即“笼统”。

[今译]

综看上文所引的实例，这些人或者是圣贤，或者是英雄，或者是大儒，或者是名士，虽然有的评论精到，有的评论不精到，而所有的观察方法，都是只用一两个字来概括，不烦琐地列举细节，而那人却已经被勾勒得如在面前了。例如，用道和气象来衡量圣贤，用才气和识度来衡量英雄，用器局和神韵来衡量名士，即使孔孟再生，也无法改变。

我曾经思考，中国观人术在汉代以前的，多采取分别或比较的方法。如《尚书》中的“给他官职来检验”， 《论语》中的“如果有所赞誉，一定经过了试验”，都是分别观人法;如《论语》的论仁、.论忠、论清，《荀子.荣辱篇》 的论勇、《非相篇》 的论辩，都是比较观人法。到汉朝末年，以至晋朝初年，天下大乱，士人的行为失去了准则，喜欢评论人物的人既不能把标准定得过高，士人中追求上进的人也因为朝廷方面无路可走，而不能不求助于清议。所以曹操强求许劭对他作出品评，孙秀挽着王戎的手臂，请他给自己一个评价。而为他们作出评价的人，如果说得真切到位，则恐怕招致祸害;如果说得过于笼统，又怕有损于自己识人的声望，所以，泛泛应对的混合观人法就成了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