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花易数”看天地征兆与卦象的关系:对天地征兆的观察与转换,这是古代一种特殊的“符号学”
征兆作为天地自然之“象”既然在远古的时候便已经成为《易经》卦画创始者模拟摄取的对象,当《易经》成为一种显学之后,有关征兆的术数法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易经》占筮的推动,两者交杂便势在必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民间秘行的《梅花易数》可得到进一步的启迪。该书又称《心易梅花数》。据说这是由宋代的《周易》象数学大师邵雍“发明”的。其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姑且暂不评论,先看一看其中的序言再说。
《梅花易数》的序言是以极富叙事色彩的笔调写的。序称,宋庆历(公元1041~1048)年间,邵雍(康节)先生隐居于山林之中,冬天不起炉火,夏天不用扇子。因为他一心都挂在“易学”上,以致忘记了严寒酷暑。不仅如此,他甚至写了一个大大的“易”字,糊在墙壁上,心里想着“易”,眼畴看着“易”。一天午睡的时候,有一只老鼠从床前经过,咕噜嘎啦把康节先生惊醒,他拿起陶瓦制作的杭头砸了过去,老鼠溜掉,而陶瓦枕头破裂。邵康节爬起来一瞧,发现枕头上有字,写着:“此枕卖与贤人康节,某年月日某时击鼠枕破。”康节先生感到很奇怪,就访问了制作陶枕的工匠。陶工说:“从前,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周易》,静心坐下,拿起枕头写字。那字恐怕是那老者写的吧。
他已经好久没有到我这里来了,我知道他住在哪里。”陶工说完,带领康节先生到老者家拜访。到了老者家,老者已经告辞人世,只留下遗书一册,对其家人说:“某年月日某时有一位聪颖雅秀之士会到咱家来,可以将此书授予秀士,这就能够终了我一身的后事了。”老者家人把书授给康节先生。康节先生打开书一读,原来是《易》之文,并且有推算的“口诀”、例子。康节先生按照其中的口诀推演之后,对老者的儿子说:“你的父亲在世时把白金藏在睡床西北向的窑内,可以拿出来办理丧事。”老者家人按照康节先生的话办事,果然得到了白金。康节先生拿了书以后就回家,后来看见梅树上有几只麻雀争高低,他捏指头一算,知道第二天晚上邻居有女子摘花会从梅树上掉下并且摔伤大腿。
“梅花易数”,据说就是从邵康节推断摘花女子摔伤腿的事开始。这篇序言所讲的“故事”或许是术家“自神其说”的产物,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理会贯穿始终的“征兆”思路。甚至可以说,故事的情节本身已构成了“征兆链”,即一个征兆引起另一个征兆。故事引人人胜之处首先是“老鼠过床”,这可以看作第一个征兆;由于老鼠发出响声导致邵康节先生砸“陶枕”,这可看作第一个征兆引出的“结果”,与此同时,它又是下一个现象--访问陶工、得奇书的征兆。序言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征兆的环环相扣来推进情节,最终以“梅树雀争,女子断腿”作为点睛之笔,交代了“梅花易数”的来历。
实际上,“梅花易数”是《周易》象数学的一种扩展形式。它的特点在于对自然征兆进行“卦象符号翻译”。即把天地自然中的各种现象看作互相联系、并且与人的行为可以相互感应的“数据库”。不论是鸡鸣狗叫,还是山呼海啸;不论是风吹落叶,还是虎斗熊争;不论是蜂蝶乱舞,还是龟蛇交欢……自然界中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都可以成为人的未来命运的先兆。作者告诉人们,只要能够细心领会,都能从中悟出妙谛。如何掌握和运用“梅花易数”呢?一是要注意对天地自然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再一是学习有关自然征兆与易学卦象数理符号的转换技巧,这个转换还包括把自然征兆转换成“五行”或“天干地支”,然后分析出其中的阴阳对应。在《梅花易数》的作者看来,作为命运“数据库”的征兆不仅表现在天地这个“大文本”之中,而且也表现于人自身,例如人的书写笔画即可看作一种最具表现力的“自然征兆”。中国的汉字有横、竖、点、折、钩、撇、捺等各种笔画,而每一个人由于性格与体态的差异,其书写的形状又是千姿百态的。为了便于分析,《梅花易数》的作者把各种笔画转换成天于地支,在该书的卷四有一首《干支辨》概括了对这种出自人手的天然征兆的判断法式:
直长为甲亦为寅,细短均为乙卯身。
孤直心钩兼湿木,干支无位不须论。
撇长丙巳短为丁,午火同居短撇中。
八宇媵蛇兼四点,天干不合地支冲。
横中有直戊居中,画短横轻作己身。
禾点勾陈皆丑未,长而粗者戊辰同。
金字为庚亦作甲,挑从酉用捺从辛。
空头顽钝囊金妙,不在干支数内寻。
点在当头作癸称,腹中为子要分明。
点足为人腰在亥,余皆野水不同群。
这首“顺口溜”按照笔画之形状特征,分别转换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把它们转换为“五行”,然后根据相生相克的规则,判断现实生活中的力量对比、人与社会中诸因素之关系。这种转换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一种深刻的象征意味,无论是天干或者地支,它们都具有代码的功能;因为它们的命名本是从天地自然的某些特出形态出发的,或者说代表了天地的“自然征兆”。根据《史记·律书》以及《汉书·历律志》的记载,天干本是概括树木生长盛衰之兆而成。“甲”象征着草木破土萌芽,阳气在内被阴气包裹;“乙”象征草木初生,枝叶柔软屈曲;
“丙”象征太阳光辉炎炎,万物因而炳然著明;“丁”象征草木成长壮实,“戊”象征草木旺盛繁茂;“己”象征万物抑曲而起,可以为纪;“庚”象征秋收季节的到来;“辛”象征草木结果而有滋味;“壬”象征万物怀妊,阳气潜藏在地中;“癸”象征万物闭藏。就地支而言,“子”象征种子蘖萌;“丑”象征草木之芽伏潜地下,即将破土而出;“寅”象征草木在寒冷中迎着春阳之气从地面伸展;“卯”象征万物在东阳的照耀之下滋茂生长;“辰”象征万物阳气渐旺,震起而长;“巳”象征万物阳盛而阴尽;“午”象征万物阳极而阴始发,体态丰满;“未”象征万物果实成熟而有滋味;“申”象征万物体健而硕大;“酉”象征万物果熟而收敛;“戌”象征草木凋谢,生气近于灭绝;“亥”象征万物为阴气所克杀,终而反始。
就上面的象征意味而言,天干地支可视为天地万物生长变化征象的“缩影”。《梅花易数》将人的书写笔画转换成天干地支,这不仅是把其书写形态当作人的“命运征兆”,而且把人同客观的天地自然界联结起来。当然,作为易学的一个支流,《梅花易数》没有忘记将各种客观兆象转换为卦象符号,这也同样贯穿在书写笔画的判断中。该书卷五录有《八卦辨》的口诀一首:
口形为兑捺为乾,三画无伤乾亦然。
三点同来方是坎,撇如双贝作离占。
土由居上名为艮,居下为坤不必言。
蛇形孤撇皆从巽,云首龙头震占先。
详明八卦知凶事,学者参求理自全。
这首口诀将字形笔画结构套入八卦的模式。如果联系上面所引用的《干支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八卦与天干地支也是关系密切的,因为笔画既然可以转换为天干地支,又可以转换为八卦,则八卦与天干地支也就被会通起来了。在《梅花易数》中,八卦与天干地支或者单独成为天地自然征兆的符号代码,或者协同成为术家解读天地征兆的有利工具。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自然兆象的一种解读“法度”,《梅花易数》在思想上把易学的象数法门加以充分的发挥,它采撷了古代许多符号代码汇成一个多重结构,以便对天地征兆进行“编辑”处理,使之“有序化”,从而推断个人或社会的运程。
由于《梅花易数》序言中所叙述的神奇故事,后来一些人于脆说该书是宋代象数学大师邵康节写的。这当然不足为信,因为《宋史》中并没有记载邵康节作有《梅花易数》,而书中的许多内容言及宋代之后事,故足以说明该书并非出自邵康节之手。不过,也不能说该书与邵康节一点关系都没有。作为一位精通古代学术传统的著名学者,邵康节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他少年时代即有雄心壮志,慷慨欲树功名,据说于书无所不读。又曾周游天下名胜古迹,归而慨然叹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潜心研讨象数之学。作有《皇极经世》,他将《易经》的象数之法与老子《道德经》的天地演化的“三重”模式会通起来,以六十四卦分配“元会运世”及“年月日辰”,证之于史事,推导古今之治乱,而成“内篇”;又比物引类,发挥蕴奥,而成“外篇”。《四库全书总目》将邵康节的《皇极经世》当作“物理之学”,也就是探究天地万物生长变化道理的学问。
对于这部象数学名作,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朱子语录》中有所谓“康节《易》看了,都看别人的不得”,足见其推崇备至。
邵康节的《易》象数学本具有深刻的征兆意味。这从他的《观易吟》一诗即可得到说明: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康节先生这里所指的‘物”是个全称概念,它是包罗万象的,即整个宇宙的所有事物都在范围之中。而“其来”二字是说的“产生”,至于“身”是指它的存在或表现形态。在康节先生看来,每一种事物的产生都有自己的存在状态或表现形态。如果再进一步发掘,那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征兆”观念,因为“事物”的产生并非突如其来,而有一个过程,这就包含了前期迹象的显示。
所以,完全可以把每一种事物看作一个“乾坤”,这既意味着事物的现象及其征兆可以概括成为卦象,又意味着它们的相对独立与互相联结。一方面,这个“乾坤”表明了每一种事物构成了自身的内在“天地”;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宇宙大乾坤的缩影。
正因为事物的这种相互区别与联系,人才能够通过征兆与结果的把握来加以认知。按照邵康节的意思,人与天并没有“两般义”,这就是说在本质上人与天是一体的,要明了大道之义关键在人自己。从整体上看,邵康节是比较强调“人”的作用,但他这首诗既然是因“观易”而发,则其中也就蕴含着对易学卦象与天地征兆符号的关系之认知。
邵康节自宋代以来在易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就难怪《梅花易数》的序言会把其运用自然征兆起卦的术数法式归功于他。
尽管把《梅花易数》当作邵康节的著作不能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我们经过分析康节先生的《皇极经世》一书以及有关诗文的意义却可以看出,将“自然征兆”转换为卦象的法式,的确与邵康节具有密切关联。然而,这并非是笔者的最终结论。笔者所感兴趣的是继续追溯邵康节先生的学术渊源,看看这种从天地间寻找自然卦象的“原始符号学”到底与道教有没有关系?
按《宋史》邵康节(雍)本传以及其它有关资料看来,康节曾经受学于北海李之才。李氏,字挺之。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率而自信。李之才的老师叫穆修,穆修向种放学《易》,而种放之学出于北宋初著名道士陈抟。朱震《进周易集传表》在叙述“先天象数学”的来历时说:“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这个传授系统在朱熹的《周易本义》卷首中也叙及,虽然其说法略有差异,但其源头都追溯到了华山道士陈抟那里。可见邵康节的象数学乃出自道教,他的那一套物象征兆与卦象的转换法式尽管经过了自已的变通,但在思想旨趣上依然是沿着道教观念轨迹前进的。稽考一下《道藏》可知,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伊川击壤集》都被收人,这说明道教是把邵康节当作本门派系中人看待的。由于邵康节的书被收入《道藏》,成为道门之重要经典,这必然对后来的道士们产生影响。
通过上面的追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对天地征兆的观察与转换,这是古代一种特殊的“符号学”,它与《周易》象数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把“征兆”的观察与预测纳入了“天地理论”之中,通过一些著名学者的演绎发挥与张扬,这种术数之法在社会上获得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