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学“天地人合一”在沉寂数百年后的现代文明的今天再现魅力

自元明清北京城上湖，“十代帝王都,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城，南宋的临安城(今杭州)，唐长安城，秦威阳城，到“周公卜洛”的周洛阳城，以及商城(郑州)，商代新都殿墟(今安阳小屯)，周代初期的都城丰京、镐京、成周，少数民族满族的沈阳城，几乎在选址规划营造中都如《周礼 •考工记》中记载的基本模式：“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易经》以九为阳之首，君王“天子”崇阳，城池选址以阳地为善，城市规划也以老阳为最贵。营国制度广用九数：“方九里”“九经九纬”，“内有九室，九嫉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这种体现《易经》思想的城建规范制度，影响所及,由商周延续到明清城市。

由商周时期形成的营国制度，充分体现了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度。“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把城市建设规范为三个等级：王城标准级，诸侯标准级，卿大夫采邑城的标准级。各级城市大小、路宽、门高、屋高都依次递减。级差为二,如王城用九，诸侯为七，卿大大采邑用五。按尊卑定等级，不得僭越。甚至在建筑油漆色彩，屋瓦色彩上均有等级规定。

皇宫城在都城的核心位置，城市干道阿対称，方格式布局，城市方整，建筑及大小城市层次 等级分明，是营国制度在伦理和礼法上的体现。这种秩序化格局及其美学,也是风水格局和风水美学的体现。王城—诸侯城—卿大夫采邑城及其所带领的周围的田野,形成城邦国家的整体体系，又是体现一个整体的“同模”和“全息”的观念。即易学风水学的观念。也是天地人合一的观念。此外，营国制所规定的“旁三门”，“九分其国”的城建理论，是来自当时的井田制。周制一农夫投田一百亩，占地方百步，即周金文中之“田”甲骨文之“田”字)的观念，也是上对天上的九星(北斗七大恒星加上辅、粥二星)，下合地上的九宫(形成一个中宫率领周边八个卦象)，在“天圆地方”观念时代，八卦、九宫被视为天地之理的体现。其中，最尊者择中而居。择“地中”“土中”。“中央”即“中中之中”，“中的极尽”。“天子中而处”(《管子 •度地篇》)，“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吕氏春秋》)。

中国城镇，从最初的选址、规划、设计，到最后的营造和内外装饰，按照易学思维观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创造出了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模式，也造就了中国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城镇风貌。城镇的形成，即注重地理山川格局，也讲究局部地形的匹配，在数理上、形式上、颜色上、取材上，都形成较为系统的法式。这些由实践而获取的经验概括，所刻意追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营造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并由“取类此象”获取的自然现象的规律抽象成数理推算方法，如八卦九宫等,成了中国建筑所独有的时空坐标系统。

现代的城市规划学，是随着西方资本社会的发展,为解决政治和经济矛盾,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社会改良主义,诸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安得累雅的“基督徒之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在19 世纪末逐渐形成了有系统的理论，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一门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由注重城市和建筑的造型艺术,向外扩散，把城市当作一个社会经济的范時，随后形成了英国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和思维的“卫星城”理论。在述理论指导下，非但没有实现理想的“田园城市”，而且西方大城市恶性发展,带来了各种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本世纪初，又提出了城市改造方案，诸如：法国勒•柯布西埃在 1922年写了《明日的城市》一书，书中说：“这种理论和方祭实际上也流为主观臆想。……但对当时及后来的城市规划学科有一定的影响。”

1933 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L.A.M.)在雅典开会，中心议题是城市规划,并制定了一个“城市规划大纲”，这个大纲后米被称为“雅典宪章”。大纲第一次将城市及其周围影响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活动的正常进行。地球生物圈、人居环境与生态绿地系统之间的层次定位关系。大纲也第一次将城市规划由原来的二维平面空间设计，引向三度空间，即立体空间的科学。

1978 年12月一批建筑师在秘鲁的利马集会，对“雅典先章”四十多年的实践得失作了评价。会后发表了“马丘皮克丘宣言”，提出了人类城市与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及自然环境和谐的问题。无论是16 世纪欧洲的“乌托邦”(空想主义)所勾画出的理想的人聚环境蓝图，还是而后的几百年中，曾多次企图建成的“新村”或“田园城市”，理想中的社会结构与良好的生存环境〝伊甸园”，都在工业革命后而出现的高速生产发展中，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城市环境的污染、能源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危机中而破灭。

中国的城市规划学,近百年来在西化浪潮的推动下，几乎完全照搬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完全否定中国传统城市发展背后的规划理论，即中国风水学,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似乎中国古城市发展及建筑形式演变完全在自然无序中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几乎无一幸免被诋毀、轻视的遭遇，“全盘西化“成为一种时尚。而西方城市规划学，自产生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严重的自我困惑之中。

近年来，随着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城市规划学再次面临挑战。相继出现的新学说有：

1.人类聚居学：是基于自然环境、人、社会结构、建筑与城市、交通与通讯网络五不其术因素协调的理论体系。将“人聚环境”视为一个系统。依据系统论寻求地球生物圈的基本规律。

2.生态建筑学：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界生物与其环境共生关系的生态学理论基础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3. 绿色建筑学：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与自然能源有效利用的理论体系。

还有诸如：文明建筑、健康建筑等等。综上所述，现代城市规划学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完善其所依据的数理指标和规范标准的同时,注重人聚环境的系统性、协调性、全息性。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生物圈”概念，即把覆盖地球表面薄薄的生命层称之为“生物圈”。进而,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将地球生物圈空间，大致划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两大系统。并且,认为它们之间具有模糊边界和相互包容的共生互补关系。这不正是中国风水学“天地人合一”的追求目标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风水学在沉寂数百年后的现代文明的今天再现魅力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