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太极和阴阳八卦的图式和闸释理论,被风水学理论吸收发挥

宋元明清时期,宋明理学,心学成为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流。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太极和阴阳八卦的图式和闸释理论,被风水学理论吸收发挥。此时指南针罗盘业已广泛应用,使风水学的理气内容更加繁复与充实。因此这个时期的风水之说极为风。在宋代编的《册府元龟》中,其《明地理篇》内容都是讲相宅相墓的事,看来此时已把相宅相墓之事与地理学一起来研究。北宋司马光曾论述了当时迷信地理风水及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的情况。《司马氏书仪》卷七记载:

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责贱,贤恶寿天,尽系于此。又葬师所有之书,人人异同,此以为吉,彼以为凶,争论纷纭,无时可决。其尸框或寄僧寺,或委远方,至有终身不葬,或于孙衰替,忘失处所。逐弁捐不葬者。

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按风水之说选葬,可以发家致富,把它看成是如同经营生意投资一般。因此专为人看风水的“葬师”“阴阳先生"成为一种职业。为维护职业的生意,葬师们则互立门户,各有师承,学理互不相通,甚至相互排斥。宋后国内战乱叠起,使金元时期迷信风水之风更甚,如山西地区曾屡次增订剑印堪奥杉《地理新书》就可说明这一点。

明清时期,山川形势仍然受到风水学的重视。明清王室建立了庞大的陵区,使风水地理的运用几达顶峰。此时常有以“地理"命名的堪舆书,如萧克的《地理正宗》徐善继的《地理人子须知》蒋平阶补传的《进理辨证》叶九升的《地理大成》等。另外,关于风水的重要著述还有缪希雍的《葬经翼》、刘基的《堪舆漫兴》等,均对风水地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在阳宅(住宅)方面,受宋明理学,心学的影响,明代以后各流派之间大多摒弃固守门户之见,而直接采用八卦方位以及阴阳五行生克的原理,定出了堪舆九星及其吉凶,以及一系列吉凶名称代词,形成了以四吉四确定房、门、床、灶方位的方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时又陆续出版了吴赢的《阳宅撮要》及《八宅明镜》《金光斗临经》,《阳宅三要》《阳宅十书》等木书,使阳宅术广泛流传开来。《清史稿》著录风水书达二百二十卷之多,可见当时风水术流行之甚

超初,风水术只是以口授心传的方式传播,其后才有刻印书籍流行,不过其多为皇家或官府严格控制着,成为高官巨贾的秘抄对象。然而至明清,皇家大兴风水.不仅请风水大师四处觅“风水宝地”,而且官方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均收录了若干风水内容,使风水理论趋向“公开化”、“正规化”、“合理化”。上行下效,明清民间风水书籍刊印层出,风水之事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