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包含着哪些具体内容呢?

魏晋时期，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周易》是一部“因阴阳，推盛衰”，研究变化之道的书。圣人根据这种变化之道，“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所谓变化之道，也就是治乱兴衰的规律，人们只有遵循这个规律，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必凶;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可以看出，阮籍推崇《周易》，也是着眼于政治，强调它的变化之道是拔乱反正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唐代孔颖达对六十四卦所代表之时作了分类的研究，归纳为四种类型。他指出，“然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是也。”(见《周易正义•豫卦》)孔颖达对时运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掌握治乱兴衰的规律，决定适时之用的对策。“时之须用，利益乃大”。照孔颖达看来，把这种规律用于指导实际的政治决策，可以少犯错误，获得很大的利益。

宋代是易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以李光、杨万里为代表的“参证史事”的学派。所谓“参证史事”，是说引史说经，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的具体事例来论证阐发《周易》所揭示的治乱兴衰的规律。杨万里在《诚斋易传序》中说明了他对《周易》的根本理解。他认为，《周易》不仅讲“变”，而且讲“通变”。“变”是就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言，“通变”则是指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容观事物的变化，有得有失，有治有乱，并不尽如人意。圣人为此感到忧虑，致力于研究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作《易》的用心所在。这种通变之道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指导人们的决策。“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杨万里的这个看法进一步强调了《周易》的拨乱反正的作用，突出了《周易》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改革家张居正十分推崇《诚斋易传》。他在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之际，仍然抽出时间热心地研读，从中派取思想营养，指导自己的改革事业。他在《答胡剑西大史》的信中谈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张太岳集》卷三十五)张居正所说的“涉世妙用”，就是杨万里所说的“通爻之道”，也就是《周易 •系辞》所说的“开物成务“，意思都是根据社会政治秩序容观呈现出来的治乱兴衰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决策，促进事物的转化。

从以上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一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智慧哲理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能使人们得到很大的启迪和教益。人们之所以把《周易》尊奉为辞经之首，六艺之原，完全是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和实际的感受，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

究竟《周易》关于治乱兴衰规律的论述包含着哪些具体内容呢?综观前人的研究闸发，大致说来，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