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关于道德原则的思考，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的主体行为符合性命之理

《易传》关于时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于联系到客观环境和具体处境的发展变化，来全面地评价人的道德行为是否正当，追求一种相对的合理性。按照这个思想，就不存在什么一成不变的固定的伦理规范，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只有随时与否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一条变的原则，也就是灵活性的原则。虽然如此，《易传》并不否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因为变中自有不变，灵活性应受原则性的制约。如果完全取消伦理规范的价值取向，与时俯仰，随波逐流，以致同流合污，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道德行为了。所以《易传》除了强调时以外，还强调一个中。中是常的原则，也就是原则性的原则。《蒙卦•象传》说：“蒙，亨。以亨行，时中也。”蒙卦的卦象是山下有险，出而受阻，形势并不有利。但是就其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却是亨通畅达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主体能够把时与中这两个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道德行为符合时中之义。

一般说来，儒家的伦理思想偏于强调中的原则，道家的伦理思想偏于强调时的原则。由于各有所偏，所以儒家往往把伦理规范的制约作用强调得过了头，带有一种绝对化的倾向;而道家也往往把与时俯仰的思想强调得过了头，带有一种相对化的倾向。其实，，时与中两者对于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儒家并非不讲时，道家也并非不讲中。比如庄子所说的“材与不材之间”，“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讲的就是中。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礼记•礼器篇》所说的“礼，时为大”，讲的就是时。这种情况说明，儒道两家尽管各有所偏，但在探素的过程中，都在朝着互补的方向转化，偏于时者不得不讲中，偏于中者也不得不讲时。《易传》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综合总结了儒道两家的探索成果，提出了时中的思想，这就使人们在履行伦理规范、调整道德行为时，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既要避免绝对化的倾向，也要避免相对化的倾向。

《易传》的这种时中的思想把道德行为看作是一种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关系，一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动态的过程，因而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既有常例，也有变例。就常例而言，得位为吉，失位为凶，有应为吉，无应为凶，但是，也有得位而反凶、失位而反吉、有应而反凶、无应而反吉的情况。《易》中之辞，大抵阳吉而阴凶，问亦有阳凶而阴吉者。刚不必善，柔不必恶，刚柔皆有善恶。刚得中为刚善，过则为刚恶，柔得中为柔善，过则为柔恶。在《易传》中，中与正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屯卦六二，既中且正，但是由于六二下则逼于初之刚而乃为己之寇，上欲亲于君之应而有近之嫌，所以结果并不吉利。就中与正两个标准相比较而言，中德一般是比正更重要，因为六交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但是《易传》有时又强调正比中更重要。比如塞卦艮下坎上，山上有水，蹇难之象，象征国家政治遇到危机，处于蹇难之时。王粥解释此卦说：“交皆当位，各履其正，居难履正，正邦之道也。正道末否，难由正济，故贞吉也。遇难失正，吉可得乎。”

总之，《易传》关于道德原则的思考，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的主体行为符合性命之理。这个性命之理既是天地万物的外在的秩序，又是人的内在的本性，一方面是调适畅达，和谐统一，常住不变，另一方面又是流转推移，生生不已，变化日新，就其交者言之谓之时，就其不变者言之谓之中，因而所谓性命之理本身就蕴含着时中之义。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调整道德行为、履行伦理规范时，究竟何时该用常例，何时该用变例，也就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指导原则了。这个原则就是自觉地承担道义的责任，在客观环境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采取适当的对策以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如果常例能够达到和谐的目的，那么遵循常例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如果情况变化，则应因时制宜，变而求通，援引变例以求达到目的，这种变通的行为也是正当的。《易传》所确立的这条道德原则以社会整体和谐为目的，强调人的道义责任，把目的与道义、动机与效果，原则性与灵活性种种不同的方面综合为一个整体，对中国伦理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