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同源说：明代医家张介宾提出医易同源，并进行系统论述
医易同源说：明代医家张介宾提出医易同源，并进行系统论述
“医易同源说”由明代医家张介宾(1563~1640)正式提出，并做了相当系统的论述。此说的提出有其渊源深远的历史背景。
医易自来关系密切。人类社会早期，医与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融合为一，中国也不例外。《易经》作为筮书，其编纂者就把当时的重要医理采入卦交辞之中。医学与巫术分离之后，医学的独立发展又与易学沿哲理化方向演进同步进行，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医易会通的局面。
据《左传》昭公元年载，早在春秋时代医和为晋侯诊病，就借喻蛊卦的卦名和卦象，分析病情。后来，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其他许多著名医著，都明显地打上了易学的印迹。随着医学的进步，医家对易理的理解和应用也愈益自觉和深入。西晋王叔和、隋人杨上善都多采易理以明医道。唐代王冰注次《素问》大量引用《系辞传》和《象传》，孙思邈更明确提出：“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宋代易学的大发展，成为金元明时期医学空前繁荣的直接思想动力。金元四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赵献可等在创立他们各自的学说时，无不以易学为其重要理论工具。
医易会通到明代历经两千余年，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丰硕成果。此时张介宾提出医易同源说，是对医易关系的一次总结。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著有《景岳全书》《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张氏阐述了他对医易关系的见解。他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可见，张氏的医易同源说，专指医在原理上与易相通无二，而核心在于医易两者皆以阴阳为其纲要。
张氏特别强调人与天相统一的观点。认为阴阳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和人身体共同的物质基础，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与天地构造、动静阖辟一一相应，所以“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这正是天地之理的易与身心之理的医得以会通的根据。他由此得出结论：“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
由于人体与天地在结构和功能上完全应合，因而人与天不仅在阴阳这一总规律上相统一，而且在阴阳法则的万殊表现上也相一致。内容丰富的易理是对天地阴阳运动的描述和概括，在张氏看来，它们都适用于人体。他列举刚柔、动静、升降、神机、屈伸、常变、精神、虚实、表里、缓急、逆顺诸多范畴，说明它们既为易之理，又为医之基。他还论述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和六爻象数在人体构造和生命过程中的体现，认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各种图象，不仅可以演示天地节气的变化，同时也可作为观测人体生理病理过程的模型。如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其左半，从复卦至乾卦，由复之一阳渐次增添，至乾而阳盛已极，象征人自少至壮;其右半，从卦至坤卦，由娠之一阴渐次耗减，至坤而阳尽以终，则象征人自衰至老。又如可以泰卦(乾下坤上)比做人体上下交通，以否卦(坤下乾上)象征人体上下相隔等等。因此，“以易之变化参乎医，则有象莫非医”;“以医之运用赞乎易，则一身都是易”尽管医易无一处不相贯通，但仍有区别。依张氏之说，易为普遍适用之理，医为易在人体上的具体作用，所谓“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这一论断接近于将易医视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此，学易可以开阔视野，提高理论水平，加深对医理的领悟，克服单凭经验治病而往往被一曲所蔽的缺点，以使对病情做出更全面更准确地观察与判断。另一方面，由于医是易在一个特殊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学医也可消除“易理深玄，渺茫难用”的心理，有利于对易理的把握。故研习医易，可以相得益彰。如果医易兼得，做到以一般指导特殊，以特殊丰富一般，以天理统率人事，以人事体现天理，那么无论诊疗摄生，无论养性治国，将无往不克。而且由于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和枢钥，因而能够取得“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拨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以上引文均出自《医易义》)的功效。这样，张介宾就从医易同理进一步说明了医易会通的必要性。
医易同源说的提出，使医易会通上升到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张介宾的贡献在于较前人更为深刻地论证了医易会通的内涵和重要意义，指出了医与易是“理”与“用”的关系，为医易会通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但是他夸大了人与天的统一，对医易同源的论述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依据他的论述，易似乎是中医学唯一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渊源，发展中医理论也唯有借助于对易学的研究，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张介宾，明代医学家(1563-1640年)。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后徙居浙江会稽(今绍兴)。自幼聪颖，素性端静。后在京师从名医金英(梦石)学医，尽得其传。又曾从戎，游于北方，因成就不丰而弃戎就医，悉心钻研，尤其对《素问》、《灵枢》有深入精研，经三十载而着成《类经》三十二卷，将《内经》加以分门别类，详加阐释，亦多所发明，后代医家誉之。又为增补不足，再撰《类经图翼》。至晚年，又将其毕生医疗经验撰成《景岳全书》，其他著作亦不少。其医理多与易学相通，主张医易同源，疗病思想以“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为中心，认为“人体虚多实少”，强调命门在人体中之重要性，治疗则主张补真阴元阳，创立左归、右归之法，常重用熟地，故人有“张熟地”之称。是为温补学派之主要代表人物，于后世有重大影响，人多赞誉其说，虽则亦有反对其见解者。
《类经》是他研读《内经》用时30年写成的。他将《素问》、《灵枢》加以重新编次。归纳为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等12类，共390余章节，条理井然，便于寻览，为后世称道。《类经图翼》以图解的方法说明运气和经络大要。《类经附翼》则论述“易理”之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倡“医易同源”学说，谓：“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有“三焦包络命门辨”、“大宝论”、“真阴论”诸文，详述“命门水火”之说，指出保持命门真阴、真阳最为重要，命门亏损则百病皆至。《景岳全书》主要倡人体命门要义和甘温固本学说，并论述脉学、伤寒、杂证、妇人、小儿、痘疹、外科诸病。书中尚有《本草正》2卷，列常用药300味，对人参、附子、熟地、大黄叙述尤详，认为是“药中四维”。他把方剂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类，称为“八阵”。其中他补入的新方大补元煎和左归饮、左归丸等方，重用熟地，认为该药阴中有阳，可以大补血虚、滋培肾水。他还指出，历代医家常用的八味丸、六味丸，因其中的茯苓、泽泻二药皆“渗利太过”，故不可用。
另撰《质疑录》共45论，为张景岳晚年著作，内容系针对金元各家学说进行探讨，并对早期发表的论述有所修正和补充。《四库全书总目》曾评《景岳全书》“专以温补为宗，颇足以纠卤莽灭裂之弊，于医术不为无功”;但又指出:“至于颂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亦不妥当，用药者，总要从病之宜。”后世有的学者如陈修园曾撰《景岳新方八阵砭》，批评张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