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阴阳五行理论之隋文帝的“刊定阴阳舛谬”

阴阳五行理论是一个古老的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庞朴先生曾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可见阴阳五行这一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大致而言,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框架在先秦已经完全形成,到了秦汉时期,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成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陆续有所补充和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应该说这一学说在理论方面已经基本上成形,不过隋唐时期的学者在对阴阳五行学说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隋朝统一全国以后,曾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仁寿二年(602),隋文帝曾“诏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这个工作很值得我们重视,它表明,新建立的隋朝政府曾出面主持了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整理和统一工作。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隋文帝个人的喜好因素在内,也与当时的现实需要紧密相连。

隋文帝杨坚本人在政治上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对于隋朝的建立、巩固以至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他本人有一个特点,即对于微祥之说有浓厚的兴趣,按照《隋书·高祖纪》中史官的评述,隋文帝是“素无学术,好为小数"。据说“隋"这一国号的由来也与隋文帝“好为小数”有关。隋文帝在北周时本袭封为随公,但后来篡周之后,却将国号由“随”改为“隋",即把随字的“辶”去掉。对此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曾解释说:“隋主本袭封随公,故国号曰‘隋’。以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辶'作'隋’,以‘辶’训‘走’故也。”®隋文帝想让自己的政权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在定国号时可谓颇费一番苦心,以至于把“随"字去掉"辶”而成“隋”字,以求政权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隋文帝信好徵祥之深。正因为如此,他在一统天下以后,诏令杨素与那些术者一起整理阴阳数术的著述,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

隋朝大规模总结阴阳五行理论还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处于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双方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存在不少差异,对阴阳五行理论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距离。随着国家的统一,对于阴阳五行这一重要理论自然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整齐划一的工作,这样就有了隋代这次大规模的学术活动。

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我们知道杨素是这一整理工作的负责人。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北周时,他曾参加了灭北齐的战争,隋代北周后,又率军平陈,他在隋代多所建树,显赫一时。另外,杨索本人对于数术也有一定研究,据史载,他“多所通涉”,“颇留意于风角",隋文帝让他亲自出面主持此次整理工作,足见隋文帝对于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参加这次整理工作的“术者"即当时的数术家的情况,由于史载不详,目前我们已不得详知,不过《隋书》的记载中还零星有所反映,据《隋书·临孝恭传》载,隋文帝曾让临孝恭"考定阴阳”，《萧吉传》则言萧吉“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虽然本传中皆未言他们“考定阴阳”、“考定古今阴阳书"的具体时间,然而结合《高祖纪》的叙述,可以肯定,临孝恭和萧吉两人都参加了这次由杨素主持的“刊定阴阳舛谬”的工作,也即是《高祖纪》中所提到的“术者"。至于其他参加者的情况,目前我们知道李百药可能也参与了这一工作。据《旧唐书·李百药传》载,隋文帝曾让李百药“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其中的“撰阴阳书”可能即是指此次对阴阳书的整理工作。至于其他术者的情况我们则不太清楚。临孝恭、萧吉都是隋代著名的数术家,李百药亦为当时的名士,可见隋朝这次“刊定阴阳舛谬"的工作,确实是网罗了当时最孚众望的一批数术家和学者来参加,可谓是一时盛事。很可惜的是.隋代这次整理阴阳书籍的成果情况,由于史书未作明确记载,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详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