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感应的易学底蕴；太上老君是千变万化的教主，能够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传经教化世人

太上老君教化世人:善恶感应的易学底蕴

在道门中人的心目中，太上老君既然是千变万化的教主，他也就能够审时度势，在各个关键时刻传经教化世人。所以，在道教经书中，冠以太上老君所说的经文数以千计。如《太上老君内观经》《太上老君戒经》《太上老君说了心经》《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等等。正如那些描述太上老君神化故事的作品一样，冠以太上老君之名的经书也大量采撷易学的内容。本节将侧重介绍一下易学的感应观念在太上老君所“说”经书中的深刻影响。

“感应”一词见于《周易·咸卦》。其《彖》说:威，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事，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彖》指出:威，意味着互相交感;这是因为成卦六爻的符号，上三爻构成阴性的“兑”，属柔;下三爻构成阳性的“艮”，属刚。阴柔往上而阳刚往下，阴阳二气互相交感有应，彼此谐调。

阴阳交感有节制，所以双方都感到喜悦，这正如男子依礼向女子求婚，故而获得亨通，有利于持守正道，娶而为妻是吉利的。推而广之，天地阴阳也像男女一样，互相交感而使万物孕育生长，圣人效法天地，以诚信感化人心，带来天下的昌顺积平。观察“交感”的显象，就可以明白天地万物的情状了。

《易》之“咸卦”从卦象构成入手来讲感应，接着又以男女相悦为例，证明天地之间感应的客属存在，《周易》的感应思想不仅表现在咸卦中，其文在其它许多场合也多有论及。如《系辞上》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等，都是对感应思想的不同表达。

《周易》的感应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汉代经学家董仲舒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论，并且深深地渗透于道教思想体系中。有人曾经把道教思想总括为“感应”二字，这虽然过于绝对化，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感应”观念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托以太上老君之名的经书在很多方面讲到感应的问题，而最为突出的要算《太上感应篇》。该书简称《感应篇》，作者目前尚无定论。《宋史·艺文志》曾著录有李昌龄《感应篇》一卷。《郡斋读书附志》存夹江隐者李昌龄所编《太上感应篇》八卷。《正统道藏》太清部收《太上感应篇》三十卷，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可见此书宋代已出。开初可能篇幅不大，后人加以衍扩注疏，遂致内容庞杂起来。

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杨志道说:“《太上感应篇》与《易》《尚书》相表里，不可不心解而力行之者。”他认为《感应篇》与《易经》《尚书》在内容上具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指出“《感应篇》可作《易》《尚书》读”，把该书当作《易》和《尚书》的注解。按照这个说法，则《太上感应篇》在字里行间乃包含着易学与《尚书》的微言大义;换一句话来讲，《太上感应篇》实际上是《易经》与《尚书》思想符号的推演、印证与引申。这里,我们姑且暂不讨论《感应篇》与《尚书》的关系问题,单从它与《易》的内在关联看,则杨志道所说并非虚言。

《太上感应篇》本文并不长，大约只有一千二百余字。该书一开始，就提出了人们所最为关心的“祸福”来由问题，指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普恶之报，如影随形”。在《感应篇》作者看来，祸与福的门槛并没有自动敞开，只是由于人的行为不同才招来不同的结果;是福是祸，全在于自己的思想举动;面人所从事的活动或善或恶，都一定会有报应，这就好像影子随着物形移动一样。这四句话共十六字，所以后人称之为“十六字纲领”。

善恶报应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可谓由来已久。《周易·坤卦》之《文言》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修积善行的家族，一定会留下足够的庆祥;累计恶行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祸殃。人的善恶观念与举动为什么会引起庆祥或祸殃?依先民的想法，就在于大千世界存在着感应的法则。《太上感应篇》将这种思想与人的生存与寿命联结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想长生多福，就应该行善积德。为了具体地向世人证明祸福因果之报应，作者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以供人们参照。它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也就是不要走歪门邪道，不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坏勾当，面应该不断地累积善德功行，具备广大的爱心，尽忠报国，孝敬父母，兄弟亲和，朋友义气，端正自己的行为并且教化他人。文中还说，要能够成为天仙，就必须做一千三百件善事;要当地仙，至少也得做三百件善事。《太上感应篇》认为人体中有一种监督人的行为的神明，叫做“三尸神”，时刻都在记录人的恶行，每每于庚申日上升向天曹(天上的一种神明职司)反映情况，或者下地府，告人罪状，叙说人差错，由此定夺人的寿命长短和祸福的多寡。强调人修善行应从一念起处下功夫，劝戒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然降福，行恶天必定降祸。

《太上感应篇》问世以来，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不少帝王给予很大的扶植，出资刻印推广。一些文人也卷入其中，大加注疏发挥。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出版了《太上感应篇图说》，此书由黄正元作注，毛金兰增补。以文配图，且附有大量的善思感应故事，很有可读性。这部书在序言之后，首列《感应篇》本文，再依照类型分为《孝篇》《悌篇》《忠篇》《信篇》《礼篇》《义篇》《廉篇》《耻篇》。每篇有若干节，每节内有原文、注、案、附诸部分。

黄正元注本《太上感应篇图说》所搜集善恶感应故事，有正有反。其中有许多方面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揭露封建社会某些贪官污吏亵渎法令受贿的情形，便具备了超越时代的价值，如:

爱富嫌贫欲悔姻，有财只说可通神。

贪官曲直凭颠倒，已女谁知两嫁人。

在这首诗之后，附有这么一个故事:荆州府推官魏钊，因有公事到夷陵道去。他路过一个镇子，镇中有一位绅士名叫徐少卿，梦见神仙对他说:“明天晚上，推官魏钊将经过该镇，此人前程远大，以后会到吏部做官，应当预先认识他为好。”第二天，魏钊果然到镇上来了，徐少卿对魏钊十分热情，虔诚招待。可是，几天以后，徐少卿又梦见神仙说:“只可惜魏钊到夷陵道，接受了四百金的贿赂，故意开脱了一个匹犯的罪恶，使死去的人蒙受冤屈，上帝已经减免了他的官禄目位、寿命也不会太久了。”

徐少卿后来访问了有关人士，其真实情况果然与梦见的相同。没过多久，魏钊回家办理父母的丧事，一年之后，他自己也死了。家中的产业也慢慢衰落下去。这个事倒尽管渗透着因果报应的神秘意味，但却成了“感屋”思想的“形象符号表征”。就揭露受贿枉法的角度面言，这无适是令人深思的。在今日的社会中，那种贪财枉法的事仍时有发生，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教训。

总的来说，从《太上感应篇》到后来的种种注释传本，从皇帝和皇后大臣们的助印经书行为到毛金兰增补的《图说》，我们可以看到易学的感应思想经过了几千年，由于道门中人的发挥和文人们的宣传，大大发展起来。《太上感应篇》是托名太上老君而行世的。因此，该书所包容的“感应”观念实际上又使太上老君身上的易学符号光环更加醒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