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易》学在汉代的发展和变异：儒家《易》学只是作为民间的学术思想虽有一定的影响,但无显赫的地位

由于排斥了预测目的,可以少谈或不谈象数.孔子《易》变成一部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吉凶被认为生自德行,生自自己是否遵循德行仁义,是否合于当时的礼法,而不是决定于其他冥冥之中的力量。因而即使不卜不筮,也知吉凶。这样,巫史筮占《易》中“天地阴阳之道决定命运”的观点在儒家《易》中被改造为“人自己决定命运”的思想,这无疑反映着儒家义理《易》学内在的宏大气魄和积极有为的处世立场。孔子身后,他所创立的义理《易》学为后世儒者所继续发挥弘扬。与孔子的《易》学宗旨一致，战国时期,荀况提出了“善为易者不占”的儒家名训中。行至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易》学得到官方抬举。此后,日渐盛行,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而象数《易》学也因此退居次要地位,日渐衰微。

西汉,《易》因有孔子的解说而被列于官府,成为六经之一,并居其首。朝廷所立的“施(仇)、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易》学中,施、孟、梁丘三家之学的源头都是在孔子,出自儒家《易》学传承系统,惟有京房《易》以占候(预测)为目的,与懦家《易》学宗旨不同,思想来源中有“隐士之说”。,因而成为汉代新式象数《易》学的代表人物。先秦时代,立于庙堂之上的是筮占《易》学,儒家(易》学只是作为民间的学术思想而存在着,虽有一定的影响,但无显赫的地位。行至汉代,儒家(易》不仅立于朝廷,而且在朝廷所立的四家《易》学之中有三家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这无疑是儒家义理《易》学的一个突破性发展,它表明,西汉时代儒家《易》学已成为官方《易》学的主流,筮占《易》学已退居次一等的地位。

儒家义理《易》学最初旨在阐发儒家思想,借《易》行儒家教化。

在汉代,它因得到官方抬举而上升,它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倾向日渐发展为主流倾向。这一倾向最终导致在事实上,从汉代开始,儒家义理《易》学开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它的本质开始演变为政治《易》学。于是,论证“儒家政治伦理源于天地之道,是《易》的主要精神”的说《易》方式进一步得到肯定和发扬,而且日渐走向极端,以致与谶纬迷信结合,形成了西汉晚期出现的《易纬》这样的新式儒家《易》学产品(如《乾坤凿度》,《易纬辨终备》、《周易乾凿度》《易纬乾元序制记》、《易纬是类谋》诸篇)。

这类作品的特征是:它宣扬天人感应;孔子不仅被确认为是(易》的作者之一,而且孔子已有教主的色彩;它借用象数外壳的方式多属附会,而且同样有神秘的意义;《易》在这里已与神、灵、符咒、谶结合。而孔子本人是不说“怪、力、乱、神”的。这种《易》学作品是官方经学要为现实皇权政治服务的主流倾向发展的必然产品。与《易纬》说《易》方式不同的倾向是,汉代还有一部分学者,他们援引“十翼”的思想解说《周易》古经,力求言有所据,不作无据之谈。他们的说《易》方式被称为古文经《易》学。这种说《易》方式所体现的无疑是先秦儒家的《易》学思想,但却没能得到朝廷的青睐，而只是散居于民间。费直《易》学是这一派的代表。

汉代谶纬《易》学之所以能盛于一时,除了它论证儒家政治伦理发源于天地之道,直接能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得到皇权肯定和支持这一点外,还有另一重要原因,这就是儒家《易》学的基本方法给任何一种其他思想与《易》的可能结合提供了一个思路:附会。

由于儒家《易》学割除了象数理论,因而义理的发挥可以不受象数规则的制约,自由放任,《易纬》正是在这种说《易》方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显然,《易纬》的神秘怪诞思想与孔子《易》学的精神已大相背逆,《易纬》是儒家《易》学发展到汉代出现的变种,它的出现本质上意味着孔子提倡的儒家《易》学在汉代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而且这种《易》学也必将因其妄诞无理难以传续。于是,到东汉,一些经学家们又企图援用费直古文《易》学以及其中的先秦象数思想来解说《周易》。但此时先秦象数《易》学已濒临失传,因而这种努力没法取得成功,故而马融、郑玄、陆绩等人关于《周易》的象数阐释内容是异见纷呈。儒家义理《易》学在东汉已处在被改造或被取代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