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如何发展演变的?道教易学源于费氏易
在道教的早期发展中，虽然其教义与经典都还极不完善，流传下来的资料又很少，但我们仍可以看出，早期道教经典不讲易学。《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在谈道教的起源时说:“嘉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骆的事情已不可考，可以说，道教的来源主要就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两大分支。
五斗米道的创立者是张陵，《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华阳国志·汉中志》也说:“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两种记载虽然所说山名小有差异，但在称张陵“造作道书”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陵所用的经书出自他个人的“造作”，而不是前人的东西，当然更不可能是《周易》这样知名度相当高的古籍。晋代葛洪所著的《神仙传》中虽然称张陵“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表示张陵对《周易》应该有相当的造诣，可是下文也说张陵“与弟子人蜀，住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也认为其所传道书与五经无关，而是出于他个人的“著作”
今人饶宗颐在《老子想尔注校笺》后附有“张道陵著述考”，列有《道书》《灵宝》《天官章本》《黄书》，及存疑十种:《中山玉柜神气诀》《刚子丹诀》《神仙得道灵药经》《峨眉山神异记》《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太上说东斗主算护名妙经》《太上说西斗记名护妙经》《太上说中斗大魁保命妙经》《太上三天正法经》《太平洞极经》，显然都与《周易》及易学没有什么关系。
另据鱼豢《典略》，五斗米道“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后来五斗米道中还流传着《老子想尔注》，都说明五斗米道更多地受《老子》的影响，这与西汉初统治者好黄老之术对民间产生深远影响有关，却与易学没什么关系。
正如学术界通常所认为的，道教的起源与老子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遍考两汉人传记可知，其中最早兼治《老子》与《周易》二书的是东汉范升。《后汉书》其本传中说:“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汉魏人教授经学自《论语》《孝经》始，年长以后始专治一经。据《三国志·钟会传》注可知，“特好易老”的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范升在钟会之前，从年代上讲更近于守师法的西汉，可见其治学经历也当是从遍读儒家的经书开始，至成年后始专治一经，也就是专修梁丘易，对《老子》的研习当与其个人爱好有关，而不是学术界的风气。除范升之外，通观《后汉书》，兼习《周易》与《老子》的仅有二人:马融、折豫。马融遍注群经，子书中除《老子》外还注过《淮南子》《离骚》《列女传》，他的兼习《周易》与《老子》也不能看成是学术界的风气影响所致。折豫“通京氏易，好黄老言”，“更可以证明其专治之经为京氏易，对黄老的研究不过是出于个人爱好。
总之，东汉虽有个别学者兼治《周易》《老子》，但都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从整个学术界来看，并不存在着将此二书相关联的趋势。兼重《周易》《老子》二书在魏晋以后始在学术界形成一种风气，但此时已在道教形成之后了。早期道教虽然重视《老子》一书，如五斗米道甚至将之看成经典，但这并不证明早期道教因此也重视《周易》。
《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可见太平道最初的起源与五斗米道一样，也与《老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宗教实践主要是以符水给人治病。所谓的“以善道教化天下”，《后汉书》中“善道”一词共出现七次，其中五次是出自《论语》的“守死善道”一语，另一处见《朱乐何列传》:“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可见，《后汉书》中对“善道”一词的用法，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美德。也就是说，张角在用符水治病扩大信徒的同时，注意对教徒进行品德教育，教人多行善事。
鱼豢《典略》:“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可见，无论在五斗米道中还是在太平道中，对教徒的道德教育都是与符水治病相结合进行的。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都重视以符水结合思过的方法从事为人治病的活动，其所重视的主要是满足人们现实生活中治病强身的愿望，所重视的并不是以某种方式为人占卜未来、指点迷津，更不是以某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思想为人解释人生的真谛。这种趋势与当时易学中存在的研究其思想性或以易占卜的两大主流都不存在任何关系。在道教早期的宗教实践中没有《周易》的地位，也正是出自这个原因。
《后汉书·方术传》中说许峻“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但此“道士”一词下至十六国时期尚是对有道之士的通称，而不像后世一样是对道教的宗教职业者的专称。《晋书》卷九十五载吕光称鸠摩罗什为“道士”、石勒称佛图为“道人”、卷一百二十二称句摩罗耆婆为“道士”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很难断定上述《后汉书·方术传》中所说的道士一定属于早期道教的宗教职业者。而两汉所谓的“道士”，也就是有道之士，指的主要是修习神仙之术、善作法术的各种方士,其含义颇类似后世的术士。查《后汉书》通书称道士者除上述一条外共计四处。《光武帝纪》与卷二十三《实融传》中皆称西门君惠为“道士”，《铫期王霸祭遵列传》提到一“道士”，《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称第五伦为“道士”。但《汉书·王莽传》称西门“君惠好天文谶记”;《铫期王霸祭遵列传》提到的“道士”因为张丰“好方术”，即“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称第五伦“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显然此四处所称之“道士”都不是指道教的宗教职业者，而是指当时的术士、方士，而且都与《周易》没有任何关系。结合前面所提到的《后汉书·方术传》说许峻:“善占卜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泰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当是许峻本善于以易占卜，所以才被当时人与京房并论，是他把自己对《周易》的认识整理成书，就是《易林》。中间夹人途中遇到道士张巨君一事，当是指张巨君“授以方术”，治愈了他“三年不愈”的旧疾，而不能理解为是张巨君传授《周易》给他。《书·经志》著录有《新易林》一卷，题“后汉方士许竣等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处被称为道士的张巨君以方术为人治病，可见也是术士、方士一类人，与《后汉书》中另外四处提到的道士属于同一类人，并不是道教宗教职业者。不能以此条史料来说明道教与易学的关系，但在早期道教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兼习易学的学者，最典型的是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以《周易》说明道教丹学，这种对《周易》的态度是前此所没有的，开创了一种新的易学流派。也正是因为《周易参同契》的这种特殊性，使我们很难断定其作者的易学观点渊源。唯一能据以说明早期道教学者们的易学观点渊源的资料见于《太平经》。
太平道因《太平经》而得名。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志》:“顺帝时，琅邪宫崇谐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赤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太平御览》卷六七三引《像天地品》:“后汉顺帝时，曲阳泉上得神仙经一百卷，内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朱书，号曰《太平青领道》。”这也就是后世所传的《太平经》的起源。虽然此书的作者难以确考，多数学者认为当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太平经》中有两处提到易，一处是卷四十四:“是犹易之坤，不可反也。”首乾次坤是《周易》不同于《连山》《归藏》的特点，因为其中包含着《周易》作者的哲学思想，这已是学术界的通论，此不多论。
一处是卷六十九问:“今南方为阳，易反得离坤，北方为阴，易反得乾坎艮”?回答是:“易者，乃本天地阴阳微气，以元气为初。故南方极阳生阴，故记其阴;北方极阴生阳，故记其阳;微气者，未能王持事也。故易初九子，为潜龙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气之端首耳。”此条资料中提出的关于易学的问题显然就是后天卦位问题。后天卦位说最早见于宋代邵雍的著作中，据《观物篇》卷四《观物外上》，邵雍认为，后天八卦图(也称文王八卦图)出自《说封传》中的一段话:“帝出乎霞，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良。”朱熹《周易本义·图目》载有此图。后天卦位说不是邵雍的创造，而是有着一定的传承体系。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摆《易学辨惑》记载了邵雍的易学传承:
窃惟我先君《易》学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而知也。其传投次第，前后数贤者，本末在昔，过庭则尝闻其略矣。……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挺之之师即穆修也，修字伯长，汝阳人，后居蔡州，遂葬于蔡。师事华山处士陈特图南，而传其学。
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的记载与此类似，都是说陈抟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但朱震《进周易表》却说“陈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中间多出种放一世。《东都事略·学传》调和此两种说活说:“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以象学授种放。”自陈至邵雍到底是四世还是五世我们且不去细辨，陈接以前不存在传承体系却是事实。
王湜《易学》中列有与后天图并称的先天图，并说“传自希夷而下，前此则划知其所自来也”，可见至北宋末学者已不能考知陈抟以前的先天卦位说的传承系统。《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说:“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然夷以前无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的。”前人对此说法多所怀疑。但从上引《太平经》可证，后天图本之《说卦传》，应传自陈抟，朱熹说这一学说是“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应该不错。
《太平经》中的问答已经发现了后天图与今本《说卦传》之间的差异，并试图作合理的解释，一方面证明当时人所见到的《说卦传》与今本无异，已非古本;另一方面证明《太平经》的作者修习过儒家正统易学。
如前所论，在《太平经》出现的时代，易学主要分成三大流派，家正统易学的流变，即施、孟、梁丘三家;传统卜学说的流变，即京氏易;以儒家正统思想指导卜筮实践的费氏易。《太平经》中提及《周易》的两条资料都证明，《太平经》的作者对于《周易》是持正统家观点的，其学术传承显然与京氏易无关。联系前文所论，孟氏易与梁丘易中都已经融入了卜说，梁丘贺之子临甚至“专行京房法”，已成为京氏易的变形，《太平经》的作者显然也不是依据这两家的观点来说易的。《太平经》中又包括太多的神仙方术色彩，这与家正统思想是不相容的，其作者也不可能出自施氏易。所以，《太平经》的作者所习当为费氏易，其特点是一方面承认家传统易学，另一方面也将之用于占筮。
早期道教不论是太平道还是五斗米道，都是适应着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传统，重视修仙、长生、治病等方术，并不重视对未来的占，在其宗教实践中，都是以驱邪治病为主要内容的，显然易学当时的两大派别，不论是研究《周易》的思想，还是以《周易》为卜之书进行占卜，都引不起早期道教提倡者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种出发点的根本性差异，使易学在早期道教中没有地位。《太平经》中两处提到《易》，并都本着家正统观点进行解说，结合《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说:“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以前无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的”，证明在道教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易学传承系统，但其传授的内容却并不是所谓的道家易，而是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占筮为目的儒家易学的费氏易学派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