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源于道家的物理之学和本于儒家的性命之学统一起来，建构一个逻辑上不发生矛盾的完整的体系

邵雍的易学源于道教的传授系统。《宋元学案 •百源学案》记载：

图数之学，由陈图南转、种明逸放、穆伯长修、李挺之之才递传于先生。

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谨，励志精勤，一日，叩门劳苦之曰：“好学笃志何如？”先生曰：“简策之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学乎！”先生再拜，愿受业。

《宋史•道学传》记载：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闸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伏義八卦六十四卦图像。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远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事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傲象类、化则屡中者。遂衍伏義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

简策之学即章句训诂记问应对之学，物理性命之学即义理之学，也就是哲学。邵雍是李之才的受业弟子，先受其物理之学，接着又受其性命之学，通过李之才的传授引导，由简策之学转而从事哲学的研究。这对邵雍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建构的体系推演伏義先天之旨，带有厚重的道家色调，是和这种传授系统密切相关的。但是，邵雍以继承孔子的道统自命，认为“子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推崇《礼》《书》《诗》《春秋》圣人之四经，在他所建构的体系中，有很多独创性的心得体会，就其思想的性质而言，皆本于儒家的名教理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邵维与周敦顾、张载、二程同列为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称为北宋五子。从这种情况来看，邵雍的学术走的是一条授道人儒、儒道兼综的道路。这和魏晋玄学的思路是相当接近的。《晋书•阮膽传》记载：“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日：“‘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膽日：“将无同？“将无者，然而未遽然之群，理智上不敢遽然言其同，情感上不愿遽然言其异，依违于同异二者之间，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做独断论的判定。这是魏晋玄学的一大公案，也是玄学家始终末能妥善解答的一道难题，因为言其同者有异在，言其异者有同在，有时因着眼于明自然而偏向于道家，有时又因着眼于贵名教而偏向于儒家。邵雍既然由于自己的学术师承关系以及对名教理想的认同，走上了儒道兼综的道路，他就不能避开玄学所碰到的这道难道，而必须去探索出一种如何化异为同、会通整合的办法。在《伊川击壤集序》中，邵雍表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人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

所谓观物之乐，是指从事物理之学的研究所得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名教之乐，是指从事性命之学的研究所得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就乐的层次而言，观物之乐要高于名教之乐，邵雍之所以由儒而人道，去从事物理之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把名教之乐提升到以物观物、情累都忘的境界，以便更好地安身立命。由此看来，邵雍对李之才所传授的道教思想一开始就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只接受了其中着眼于明自然的物理之学，至于在性命之学方面，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坚持他所固有的名教理想。因此，如何把这种源于道家的物理之学和本于儒家的性命之学统一起来，建构一个逻辑上不发生矛盾的完整的体系，就成了邵雍的哲学探索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