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舆文化的研究现状，对堪舆的反对声音始终与堪舆理论的发展相伴
堪舆文化在发展历程中，有诸多学者的研究为其添砖加瓦，完成了堪舆内部的理论构建，留下了大量堪舆理论文献，上文已经对它们进行了梳理。同时也有学者质疑或批判堪舆，对堪舆的反对声音始终与堪舆理论的发展相伴，梳理这些学者的意见可以为现代研究者提供另外一种看待堪舆的视角，促使研究更加客观。
汉代哲学家王充在著作《论衡》中，对汉代社会流行的堪舆禁忌之说进行了批驳。王充在《四讳篇》中主要批驳了当时不可“西益宅”这项堪舆禁忌在《诘术篇》中则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五音相宅术”。唐代思想家吕才著有《叙葬书》《叙禄命》等文章，对五音相宅、相墓的术法和《葬书》进行批驳南宋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认为堪舆之学不可完全相信，他以郭璞的生平经历为例，史书中记载了郭璞为自己的母亲选择适宜葬地的事迹，按堪舆的理论来说，父母葬地优良可以对后代形成庇护，但郭璞最终被王导所杀，晁公武认为郭璞自己尚且是这样的遭遇，何况是后世遵照他学问的人呢?晁公武通过这句反问表达了自己对堪舆的质疑。这些批判性的论述，一方面显示了当时社会堪舆文化的具体表现形态，另一方面也促使研究者们更加辩证地看待堪舆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思想先进的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弊，当时的学者们对于堪舆的研究以批判为主，他们认为当时民间盛行的堪舆文化神秘色彩浓厚，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学者郑观应曾撰写《堪舆吉凶论》一文来劝导民众注重德行，而非一味依赖“好风水”获得好运他的著作《盛世危言》也对堪舆有所指摘:“一由谬谈风水者妄言休咎，指为不便于民，以耸众听，于是因循推诱，动多掣肘，而有志于开矿者不禁废然返矣。”当时许多铁路建设和开矿工程因为民间的堪舆禁忌而无法正常开展。
郑观应以日本和欧洲并不讲究堪舆禁忌却依旧国富民强为论据，驳斥守旧人士的观念。
20 世纪初，一位笔名为“咄咄”的作者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文章《风水的迷信》，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当时社会上为寻求“好风水”而产生的丧葬陋习，和为保护本村本家的“风水”妨碍开矿的不良风气进行批驳。作者认为开矿能给一个地区带来经济和文化发展，风水的禁锅则是导致地区贫弱的原因，下篇中作者用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来反驳堪舆的理论基础，针对“形势派”的理论，作者利用地理学知识，指出龙、穴、砂、水等“根据地质学的实理考较起来，概不足信”，山脉是地质变迁形成的，并没有有气无气、干龙支龙的分别。针对“理气派”理论，作者指出所谓四方、五行、五星、八卦、九宫等概念并不是为风水专门设置的，所谓五行是古人辨认出的五颗行星，为了方便记忆才用五行来称呼它们，行星之间完全不存在相生相克的道理。“咄咄”的这篇文章“是晚清唯一能以近代科学知识来分析、批判风水的杰作”，跳出了前辈学者利用传统义理、道德驳斥堪舆的思维定式。
当时同类的论辩文章还有留日学生陈棍的《续无鬼论》，这篇文章也利用西方近代科学来论证堪舆的不合理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于堪舆文化也进行过猛烈的批判，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指出:“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陈独秀认识到经历漫长发展的堪舆文化，其核心的学理与阴阳五行和宋明理学是一致的，在《恶俗篇》中他将堪舆和儒学共同斥为迷信。
这类质疑和批判堪舆的著作主要针对堪舆引发的社会陋习展开，而这些社会陋习是由某些历史时期堪舆神秘色彩加重，或民众过分依赖堪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而造成的。这此著作能够反映出当时堪舆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普通民众对于堪舆的态度，著作中对堪舆理论的驳斥也能启发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看待堪舆文化。晚清时期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许多进步学者以西方科学理论衡量堪舆文化，这种思维无疑也影响到之后的众多研究者。堪舆究竟科学与否之所以能成为被争论一个世纪的话题，与这样的研究思维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