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术与黄道结合后，风水术已发展为与时间方面的吉凶观念成为一体

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此时堪舆家的故事。战国秦惠王之弟名疾,据说他死后葬于滑南章台之东。这地方是他生前选定的,他说:“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代,果然是“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当其墓"(《史记·樗里子列传》),后人认为他所相定的坟墓,位于帝王宫殿之间,能造福于子孙后代。如果真有其事,那实际上也是其所选基址较好,受到后世宫殿规划和选址者的青睐罢了。这个故事说明,对建筑的地理形势,此时依然受到相当的重视。因为“疾”是渭南樗里乡人,人们称为“樗里子”,后世地理家也因此奉他为相地术正宗,成为地理家的祖师爷。《史记》还有许多关于相宅相墓的记载,不过这类宜传风水家如何灵验,所相之華宅为后代子孙带来富贵荣华的故事,多数是由后人杜撰出来的。

至汉代,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月令图式"世界观形成。阐释事物发展变化的阴阳、五行、八卦,表明时间和空间方位的四方、四时、天干、地支、律令,以及作代数运算的数字等因素围绕阴阳五行的原理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字宙万物时空合一的框架,其普遍地指导着人们的思维方式。阴阳五行的滥觞使汉代玄学盛行,汉董仲舒大肆宣扬“天人感应”、“人符天数"等谶纬学说,致使各种谶纬迷信如龟占、筮占、星占相术,求仙等风气盛行一时,这使风水学理论趋于成熟,同时也变得玄奥神秘起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好其术,遂使京内学者提而倡之,其风日甚。到东汉王充时代,风水术已发展到占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地位,因而引起了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家们的抨击,王充在《论衡》一书中就多次批驳风水占验之说。《论衡·四讳》说:

俗有大讳四:-日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而不谓之凶,益西面独谓不祥,何哉?西益宅,何伤于地体,何害于宅神?西益不祥,损之能善乎?西益不祥，东益能吉乎?

“西益宅"指向西扩建宅室;“讳"为忌讳而不敢建。这在当时大概已在为相宅的一条原则,所以遭到了王充的犀利的批判。《论衡·诘术》还提到一种将阴阳五行的五音用之与相宅的方法:将宅定为五音,姓有五声,依其姓的发音属于官、商,角、征、羽哪一类,来搭配应居住于哪一朝向的住宅。这门堪舆术称为“五音相宅“。

汉代风水术已和“黄道”发生了密切关系。黄道本是指太阳一年在天球上运动的大圆轨迹,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可确定四时季节。后来,它与推算占验吉凶宜忌结合产生了黄历。风水术与黄道结合后,风水术已发展为与时间方面的吉凶观念成为一体。王充《论衡·谏时》中也收录了关于时间和方位忌讳的论述:

世俗起土兴工,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已之家见食矣。

这里“太岁"是指旧历纪所用值岁干支的别名,如逢甲子年,甲子即是“太岁”。因习惯上只重视“岁阴”(指十二地支),故有“太岁在子”之说。古代中国人把东南西北分成十二等分,以十二地支或十二辰命名,刻在方形的木盘上,表示大地的方位,称为地盘;又把二十八宿、北斗星等天宫主要星象刻在圆形木盘上,以示天体的运动,作为天盘。天盘在上,地盘在下,天盘的圆心有轴立于地盘中心上,可以随天体的运行转动天盘。这样就可以根据它来确定天体运行与大地方位之间的关系,利用空间与时间的配合推算吉凶。这种仪器称为“式盘”,因其多出现并流行于汉代,又称为“汉代式”(图1-4),用式盘推算吉凶叫做“演式”。汉代相地家认为,动土兴功要考虑天体,如日(黄道)、月(月建)、太岁等运行情况。《论衡》所述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假如动土营建的年和月正好是太岁在子之年,月建在寅之月,而又在地上子位寅位动土,就要殃及西位已位的居民。此即所谓“太岁头上动土"的禁忌。这是古人把相地与观天相结合,方位与时间相结合而产生的禁忌。不过,这种禁忌实在与自然条件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