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易分流一象数与义理，汉代象数之学展开辩论，建立起易学哲学体系，标志着义理之学的鼎盛
易学作为一门学问，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及其原理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从春秋时期的易说开始，到战国时期的《易传》，就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对立。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把这两种方法截然分开。在《易传》的体系中，这两种说法是并存的，而且又互相补充。可是,汉代以后,这两种说法逐渐发展成为两大对立的流派：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之数、天地之数和卦爻象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义，致力于研究取象规则及其象征意义的学问，称为象数之学，研究象数之学的人组成象数学派。而着重从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性解说《周易》经诗文,致力于闸发其中的义理，从而演绎出一番道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研究义理之学的人则属于义理学派。这两大流派无论对《周易》经传文字的解说，还是对其理论的阐发，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相互攻驳，又相互影响、互相资取，从而推动了易学的发展。
汉代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以象数解说《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即六十四卦配日、候、节气，解说《周易》原理,被宋人称为象数之学。孟喜、京房是象数学派的创始人。孟喜有《易章句》，已经失传，如何讲象数，不得其详。但以阴阳二爻和奇偶二数的变化解释阴阳二气的变化是可以肯定的。京房解《易》,则提出一种”飞伏说”。飞指显现，伏即隐藏，显现于外而可见者为飞,隐藏于背后不可见者为伏。就是说，在显现出来的卦象和爻象背后，隐伏着与它对立的卦象和爻象。比如乾卦象，可见者为三，为飞;其对立卦象为重，潜伏在乾象背后，不可见，为伏。相反，坤卦为飞,乾卦就为伏。乾坤、震異、坎离、艮兑的卦爻象皆两两相对，互为飞伏。其他各卦则以其中一爻与某卦的某交互为飞伏。飞伏说的提出，在本卦之外又增加了一卦的爻象，从而丰富了本卦的卦义和内容，更便于说明卦交辞的吉凶。京房还吸收春秋时代占卦的方法，提出互体说。所谓互体，卯以六画卦中二至四爻、三至五爻分别组成两个三画卦,三至五爻亦称为约象。这样加上原有的上下两卦，一个六画卦就包含有四个三画卦，配合起来，就可以对占筮的结果做出随意的解释。
京房之后，东汉荀爽(128~190)、三国吴人虞翻(164~233)又进一步提出卦变说，以一卦之中的阴阳爻象互易成为另一卦象，解说卦爻辞的意义。并与旁通说((即一直与另一卦六爻全面相反背相互解释)、互体说、半象说、取象说相配合，解释经传文句。而虞翻取教，比《说卦》更加广泛。据清代汉学家惠栋( 1697-1758)统计，达三百二十余种之多。如此解易。虽然对占筮的钴果能够做出更加灵话的解释，但女将汉易引向了极其繁杂的道路。这种繁琐的象数之学，不能不走向自己的区面，从而引出了以在三国魏人王弼(226-249)为代表的义理学派。
义理学派发端于汉代的费直易学。前边说过，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不讲卦气和阴阳灾变，而以《易传》文章解说经文，注重义理，乃义理学派的先驱。东汉陈元、郑玄受业于马融，又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使费氏易学大兴。郑、荀解经，虽属古文经学的传统，但颇受京房易学和《易纬》的影响。而全面维费氏易学的传统，排斥京房易学影响的，是曹魏时期与虞翻同时的王肃(195~256)。王肃解易注重义理,略于象数，不讲互体、卦变等说，,更无一字涉及阴阳易变,以文字简明为其特色。此种简易朴实的解易学风，是对汉代烦琐经学学风的一种反抗,成为义理学派王彌易学的前导。
王弼是义理学派的创立者。其对八卦和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和传文的解释，进一步发挥了取义说，而有意识地排斥取象说。他以为，人们画出卦象及其所取之物象，是为了表达某种意义的。因此，要力求理解和把握卦象及所取物象的意义。而一旦通过卦爻象得到了它的意义，便可以把卦爻象忘掉了。这就是所谓的“象生于意”，“得意而忘象”。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周易》体例的本义,人们当初画卦取象也没有包含后来所加的那些意义。但这是王弼解易的出发点。
他认为,事物分为若干类别，每类事物都有共性，即该类事物的义理。人们与物类相接触，总是按其德性取其物象,依其义理为其象征，凡是属于某类义理的东西,都可归于这一类。例如，乾卦的意义为刚、健，凡属此类性质的事物，如龙、马、天、君、父等都可以归于此类，坤卦的意义为柔、顺，凡属此类性质的事物，如牝马、牛、地、臣、母等都可以归于此类。只要说出卦象和所取之物象表示刚健或柔顺就行了,因为说出了刚健、柔顺，就说出了这一类事物的性质，何必一定要把卦固定在一个个马或者牛上啊。而汉易象数之学看到有马之辞而无乾卦之象，与取象说不合时，于是立种种份说，加以附会。始则以互体说解之，互体不通，又立卦变;卦变说讲不通，又推衍为五行说，结果是”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然偶有巧合，但于义也无所取。只有“忘象以求意”，探讨卦爻象和卦爻辞的义理，才能把握其真谛。由于事物的性质乃众多同类事物本质的概括，所以用王弼的办法既简便又合用,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清晰明快、简练便当，而又意义深远之感，使人获得了一种解放。于是王弼义理之学便代替了汉代烦琐的象数之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了易学的正宗。
宋代易学，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并存，而以程颐(1033-1107)和张载 (1020~1077)为代表的义理学派逐渐占了上风。而朱熹又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企图调合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对北宋以来的易学进行了一次总结，一直到清初，都取得了统治地位。由于朱熹易学并不一概排斥象数之学，元明两代的象数之学又有所发展,而象学逐渐成为象数之学的主流。著名易学家来知德(1525-1604)即其代表人物。明末方以智父子对元明以来的象数之学又进行了一次总结，标志着象数之学的高峰。由于象数之学提倡以象解易，因而提出了许多图式解说易理，又形成了易图学。明清之际，王夫之又从义理学派的角度，对宋明以来的易学进行了一次大总结，继承张载气学和象学的传统，修正程、朱义理之学，并同邵雍易学以及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展开了辦论，建立起一个博大精深的易学哲学体系,标志着义理之学的鼎盛。直到清代汉学兴起，对《周易》的研究才又回到汉易象数之学的传统上来，但并未摆脱汉易的樊篱，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