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论《周易》取义说，重视《周易》经传中的抽象的原则
《易传》文也讲取象。王弼既然援引传文解经，对《易传》中的取象说，又如何解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义生象说。其在《周易注》中解释乾卦《文言》文说：
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馬。是故初九、九二，龙德皆应其义,故可论龙以明之也。至于九三，乾乾夕惕，非龙德也，明以君子当其象矣。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
“易者象也”，是引《系辞》文，但王弼解释为象生于义，认为有某卦之卦义，方有某卦所取之物象。如乾坤两卦，乾为刚健，坤为柔顺,此是其卦义，有其义，方取龙象以明乾，取北马以明坤。乾卦各爻，皆主刚健，所以各爻辞以龙德称之。九三爻.未言龙德，取君子之象。但亦出于”终日乾乾之义，所以总起来说。亦可以洗“乾体皆龙”。各爻称谓之不同，如初九称潜龙，九二称见龙，九五称飞龙，九三称君子等，是表示刚健之德因其所处的时位而异，此即一别而叙之，各随其义”。王弼并不否认卦象，但认为“象之所生，生于义“，以卦义为第一位。此种观点，亦表现在对其他卦的解释中。如其解释鼎卦《彖》文〝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说：
亨者，鼎文所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为享任调和之器地。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任，就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而下以大亨养圣贤也(《周易注•鼎》）。
〝亨饪”，即“烹饪”，“執”，即“熟”。王弼以革卦为去做，以鼎卦为取新，此是本于《杂卦取义说。但《彖》文则主取象说，认为鼎卦离上巽下，离为火，巽为木,木在火下，乃点任之象。王弼认为此乃“鼎之用”，鼎所以有此功用，因为鼎的义理在于“取新”或“成新”;就饮食说,用来调和各种味道，成为一种新的美味。按此说法，鼎卦之象出；于“成新”之义。此即义生象说。以上是就卦爻辞的注解，讲取义说。
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象生于义，王弼于《略例》中写了《明象》一文。此文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汉易中的取象说，一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关于后一问题，下一小节再加评论。其批评汉易说：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支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的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王弼摒此，认为事物分为若干类别,每类事物都有其共性，即该类事物的义理。人物与物类相接触，总是按其德性，取其物象;依其义理为其象征，此即“触类可 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合义”即下文“交苟合顺”之“合”，指符合。例如，与马一类的事物相接触，凡符合马性的东西,都可归为马类，马性统率各种马象。由此王弼认为：符合该类义理的物象，并不限于其中的某一物象。
依据这个原则，他解释了《周易》中的体例，认为《周易》中的卦爻象，符合刚健之义的，未必都具 马象;符合柔顺之义的，未必都是牛象。按《说卦》文：“乾为马,坤为牛。”可足，大壮卦，震上乾下，其下卦九三爻辞却说：“羝羊触藩，赢其伯”，则以乾健为壮羊之象。此即：“义苟在健，何必马乎？”又如坤卦,并无乾象,可是其卦辞却说“利北马之贞”，并末以坤为牛,此即：“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类”，指共性。北马属于阳柔之类，坤义为柔,放卦醉以北马称之。又如遁，乾上艮下,并无坤象,可是其六二爻辞却说：“执之用黄牛之革。”因为六二为明爻，有柔顺之义，故以黄牛称之。此即：“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又如明夷卦，坤上离下，并无乾象，可是其六二爻辞却说：“夷于左股，用抵马壮，吉。”此爻虽为阴爻，但居中位、顺应九三阳爻,故以马明之。此即：“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据此，他批评取象说的错误是：执乾为马，以此考查卦爻辞,当看到无乾象之卦却有马象之辞，同取象说不合时，于是立种种份说，加以附会。
始则以互体解之,互体说不通，则以卦变说解之;卦变讲不通，又推衍为五行说,结果是“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然其说偶有巧合之时，但于义无所取。这种评论，是针对从京房到虞翻以来的象数之学说的。总之，他认为只有取义说才能解释通卦交象和卦交辞之间的联系。由于他推崇卦义,鄙视取象，在哲学上则导出忘象求义的理论。
就占筮的体例说，在《易传》中取义说和取象说是相互补充的。汉易主取象，由于《易传》中的取象说不足以说明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联系，于是发展为互体、卦变，甚至半象说。王弼指出这一点，即“伪说滋漫”，是符合汉易发展的历史的。但是,他认为只有取义方符合《周易》体例的本义，这也是一种偏见。其实，王弼的取义说、象生于义说,也未必说得通。如前引明夷卦,六二为阴爻，其义为柔顺，可是爻辞中却有马象，而且此马又属于阳物，显然是同其设立的原则相矛盾的。卦爻象同卦爻辞之间，本无必然的联系。
王弼同样追求其内在的联系，仍旧流于附会。但他当时大讲取义说，要求人们探讨卦爻象和卦爻辞的义理，一扫汉易中象数派的烦琐的解易学风,给人们带来清哳明快、简练，而意义又深远之感，特别是以取义说，打击了以碳纬为中心的今文经学，这在古代学术史上,可以说是一次解放。王弼的取义说，就其理论思维说，是重视《周易》经传中的抽象的原则,閘发了《系辞》所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事肆而隐”等观点，认为抽象的德性可以概括具体的物象，不能被卦爻中讲的具体的物象所迷惑，而丢掉其抽象的原则，表现了其易学的理性主义倾向。这对宋明易学中的理学派有很大影响。但是，他将这一点夸大，又陷人了玄学唯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