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为本，通亦适时，追求事象深处的义理，是义理学派易学的一大特色

王弼发挥“取义说”解释八卦、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有意识地排斥汉易中的象数之学，认为卦象及其所取之物象是用来表现卦义即一卦蕴涵的义理的，卦爻辞是用来说明卦象的。因此，通过卦爻辞得到了卦象的内容，便可以忘掉卦原辰;通过卦象得到了卦爻之义，便可以忘掉卦象，如同捕鱼提免，需要用筌和蹄一样，既已捕到了鱼、绝、筌、蹄便可 以弃置不用了。这就是所谓〝得意而忘象”。只要掌握了真理,就可以舍掉卦象。

相反，如果执着在卦爻象上,反而有碍于得意;执着在卦爻辞上，反而有得于得象。所以，要想求得对卦义的真正理解，必须忘言、忘象，此即”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只有忘言忘象，才能把握一卦的义理，也就是说，学习《周易》,最根本的是要掌握其中所包含的真理，而不应该受到卦象

和卦爻辞的约束。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特色。

韩康伯从易理的高度对王弼此说加以概括，认为《周易》一书是〝托象以明义〝,八卦和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即具备天下之理，所谓”八卦备天下之理’。但仅有八卦,还不能穷尽事物的变化，所以又重为六十四卦，每卦六爻用来象征事物变动之理，借以说明人事治乱之义以及因时而动的功效。因此,通过《周易》就可以把握天下之理和变易之道，人们应在事象的背后探求所隐藏的义理。

追求事象深处的义理，是义理学派易学的一大特色。但韩康伯并不否认筮法中的象和数，而认为理是象数的根本。认为普数和交绿都是有形之物，属于形器的领域，是用来显示易理的，乃易理之用。只有超越于综数之外的无形的易理，才是象数赖以形成的基础。理自身非黎非数，却又是象数的主体，所以能驾驭染数预知末来,此即“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系辞注》)因此,人们对易理的把握，既不能凭借物象，也不能依氧思虑,而只能依靠神秘的智慧去体验,这就是所谓“体神以明之，不假物象”(《系辞注》)，又将王弼的唯理论引向了直觉主义。

就理论思维的意义说,王韩此论涉及物象同义理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本质的东西隐藏在现象之后，现象只是本质的表现形式，只有抛弃物象才能认识本质。割裂本质与现象的联系，要求舍弃物象去把握其本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看到了本质与现象的区别,认为探讨本质的东西，重要的在于不能被现象所迷惑,则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智慧的提高。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往往是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现象世界：风雨雷电，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舟车器用;春暖秋凉,冬寒夏暑,日月出没，地裂山崩;父慈子孝,君惠臣忠,贫富不均，贵贱殊等;邻里不睦，两国交兵,王朝变迁，人寿年丰。如此等等等,都是极易了解，一望便知的。然而，仅仅了解了这种种现象，知道它是什么，并不能使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上下和谐，福寿康宁。只有透过这些纷繁变化的现象,认识了事物的本质，把握了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知道了为什么会有这此现象，这此现象又是怎么来的，人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自在地生活。王、韩将本质与现象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强调“忘象求意”，即启发引导人们去不断追求、探索事物的本质，从而驾驳纷乱杂陈的现象，以达到自由的目的。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现象，有时还会是一些假象，虛幻的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珍珠港事件”，日本车国主义者在表炸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空车基地——珍珠港前夕，又是发表声明，又是派驻美国大使与美国人进行谈判，大讲“友好”“亲善”，散布〝和平“烟幕，而暗地里却在加紧准备对美军进行偷袋。

1941年12 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然袋击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兵不厌诈”。如果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往往会被一些假象或片面的现象所蒙蔽，上当妥骗，遭大难，吃大亏。宋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苏东坡(1036~1101)有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有“投开迷努万千重,方识庐山真面目”。王、韩告诚人们不要拘泥于物象，不要妥现象所迷惑,确实是相当高明的。

王弼主张抛弃卦交象，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义理，但是一卦六交,各交都有其意义,那么全卦的意义究竞如何确定？王彌提出了“一爻为主说”，即全卦的意义主要由其中的一爻之义决定。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写了《明象》一文，对〝一爻为主说”作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卦交辞和《象辞传》是通论一卦之义，并说明其由米即冰于一爻为主。《就》的性质就足“指明一卦之关，以统一斯充义：为什么“必由一爻为主”？这是因为，一卦之爻，虽然所处的时位不同,变化多端，似乎杂乱无章，但实际上有一个中心观念，统率六爻的变化，规定其意义。只要把握了这个简约的中心观念，即可统率全局，做到〝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根据这种观点，他作常《周易注》，常依《彖》传文义，解释一卦的卦义主于一爻，并在哲学上导出了“众不能治众，治众者治寡”的“一以统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