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是《周易》的门户，体现天地的微妙道理。效法乾坤，就是效法天地之道，只有在位的圣人才能做到

我们不能一看到“养贤”就以为《象》传所谓“养贤”是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体现。“尚贤”是当时某些学派的政治理论中的概念，它与西周领主贵族政治的“亲亲”“尊尊”相对立，基本含义是任用贤才，使之为政。孔子认为，推行他的“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主张，必须“举贤”，提出“举贤才”。他所谓的“贤才”，对象不甚明确。回答仲弓时说：“举尔所知。”(《论语•子路》)回答樊迟时说：“举直措诸枉。”(《论语 •颜洲》)从孔子的政治上总的调合倾向来看，可能既包括旧的领主贵族中的才能杰出者，又包括新兴的士阶层成员。他所谓的“举”，是使之为政，并非养之使不隐。孔子的“举贤才”，不可避绝地反映着新旧时代相衔接的痕迹。

真正代表“尚贤”理论的是墨家创始人墨翟和战国中期儒家豆擘孟锕。墨翟说：“故古者圣人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之爵，重子之标，任之以事，断于之令。”(《墨子•尚贤上》)墨翟的“尚贤"是举“农与工肆之人”中的“有能者”，“高了之爵，重子之禄，任之以事，断子之令”，其目的是打破西周以来政治上“亲亲”“導導”的传统格局，创造一个“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反映了下层劳动群众(农与工肆之人)的政治要求。孟河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又说：国君为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而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

孟軻的“尊贤”带有儒家特有的调和色彩，认为“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他没有把代表旧传统的“贵贵”和反映新要求的“尊贤”彻底分离开来。然其所尊之贤是“天下之士”的能者;“尊”的含义是“在位”而不是“养’。它反映了战国以来新兴知识阶层—一士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愿望。

可见，“尚贤”思想是春秋末至战国期间社会关系剧烈变动的反映。在这期间，新的地主封建制逐步取代旧的领主封建制，经济关系的变动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复杂化。西周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逐渐解体，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在社会动荡中，原来禁锢于宗法制度中的庶人，农穡商工之民获得解放。他们或从军立功受赏，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员;或经商致富，成为家累巨万的商人阶层。较多的是讲文学、搞理论，或设账讲学，或游说取位，成为前两部分人思想政治上的代表。他们是才能之士，是时代的“俊杰”，他们迫切要求登上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一显身手。墨子尚贤，孟子尊贤，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反映。

这就是“尚贤”思想的实质。

然而，我们综观《周易大传》的“尚贤”“养贤”，却看不出这样的实质性内容。

首先，它所尚之贤，具体内容含混，不易明确，我们只能从有关文字的文意来判定。大体说来，《周易大传》所谓贤，指或在位或不在位的有望之人。《系辞》：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这节文字从乾坤所体现的天地创生万物之德，推论人事，若能效法乾坤，则可成就贤人之德，贤人之业。朱熹解释说：“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则可以为贤矣。”(《易本义》)按照《系辞》的说法，乾坤是《周易》的门户，体现天地的微妙道理。效法乾坤，就是效法天地之道，只有在位的圣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