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历代的志士仁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内聚之核——蕴干《周易》的民族风骨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民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在长期认识和改造世界以及人自身的社会实践中，成长、繁息和交会，结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同时也陶冶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激励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对民族精神的内涵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机制及其源流进行清理和认识，显然十分必要。

一 “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种突出的道德价值概念，是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悲悯情怀。“以天下之忧为优”，“生于优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是这种时代优患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人文价值理想或精神境界，最早、最鲜明地体现在《周易》之中。

首先，《易传》的作者对《易》的产生并未做任何神秘的夸张，相反，却把《易》归结为在艰难环境中人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般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这就是说，当般周之世，文王、周公等率“小邦周”要战胜“大邑商”，当然面对着重重困难和艰危环境。文王曾被囚于美里，小邦周曾多次隐忍而屈从于殷纣王，种种忧患和险境，迫使周人谦慎自持，以德待民，艰苦振兴，不仅创撰了《周易》，而且推翻了纣王的暴政。因此，《易传》作者对《易》解释说：“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正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的确，《周易》中反复强调丁“慎以终始”，以求无答的忧惠思想。如“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之惧”“困穷而道”等。特别是《易传 •系辞》中提出的“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之故”等光辉命题，强调了时代优惠意识。个人的吉凶祸福与天下之忧是远不能对等而论的。这里要人们增强洞察时艰、体察民情的群体意识，不仅要*与民同患”，而且要深知忧惠的本质与根源，为消除群体忧患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吉凶与民同患”的忧患意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历代的志士仁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岳飞的英勇抗金，文天祥的慷慨悲歌，无不是在这种意识下而成就的伟大事业。古今更有一大批不知名的志士仁人，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指引下，“忧道”“忧时”“忧国”“忧民”，怀着报效民族的决心，抛头洒血，在所不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千的人，有拼命硬千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吏”，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上述的忧患意识，既有深沉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现实感;既有高度的自觉性，又有责无旁货的社会责任感。它有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思想，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民族文化所特有的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中华民族历尽苦难而不衰，受到多次人侵而依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正是以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殿优启圣，生难兴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派郁的忧患意识，作为民族发展的无穷无竭的内在动力。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得以长盛不衰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最值得珍视的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