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一种范式，这一范式本身所具备很强的包容性

阴阳五行理论的起源情况虽然至今尚有待于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但是从近些年的考古成果来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及相关的数术活动已经是相当盛行。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其时代主要属于战国到秦汉时期,其中有大量与阴阳五行理论及实践活动相关的材料,特别是择日吉凶方面的《日书》,目前已出土了数十种之多,这一类的书籍正是当时最为流行、最有影响力的图书,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这种后来称为“通书”或“黄历"性质的择日书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这些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指导的数术类书籍及实际运用情形构成了当时一般民众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世界,阴阳五行理论和实践活动正是当时人们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背景,也是古代的学者们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因而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理论正是库恩所论述的范式这一范畴最集中、最直接的体现。

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它所具备的解释能力是其他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阴阳五行理论的包罗万象,举凡天地、自然“及人类自身的各方面内容它都能够巧妙地予以解释,即使在客观事实与原有理论不相吻合的情况下,它也仍然可以通过内部的调整来重新把异常情况纳入它的原有体系当中。比如在中国古代所认识到的四方体系中,有一位西王母居住在西方,根据《穆天子传》及《山海经》等书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战国以前所说的西王母,其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天的新疆一带,这也是当时的人们所能感受到的西方世界的范围。然而随着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到了汉代,人们对新疆以至中亚的情况已经有了进一步认识,到了东汉时期,位于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也与东汉政府有了正式的往来。在人们对西方认识的增长以及视野的不断扩大之下,西王母的活动区域也随即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西王母,已经是居住在大秦国以西的极西之地了。这一认识的变化颇令人深思,我们觉得它本身反映的是中国的古人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为了把新认识到的西方世界重新纳入五方的体系之中,从而对西方区域范围及其构成所做的一种调整。

正是由于阴阳五行理论这一范式本身所具备的这种包容性，它能够不断地消溶与瓦解与原有范式相冲突的异常现象及结果，从而也在不断增强和巩固原有范式在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王朝更迭历史中，虽然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屡屡发生,可是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一种人们思考和认识世界的范式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人们一直没有放弃旧有的阴阳五行理论的范式,去寻求另外一种更便于认识和考察世界的新范式,用以取代原有的范式,因此科学革命在中国古代也就一直没有能够得以进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击，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中国人认识和考察世界的范式的地位可能还要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中国古代这种以阴阳五行理论为范式的思维模式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在本篇小文中,我们拟通过最重要、最直接、也最易于用现代的科学加以评判的天象观测情况来加以说明。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注意对天象的观测,据说从尧的时代开始,就已经“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尚书·尧典》)。在长达数千年的天象观测史上,中国古代的人们对天象情况做了细致的观察,留下了大量的观测记录,中国在天象观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不过,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天文学或气象学那样,仅仅是对宇宙及气象、物候进行的观测活动,而是还有它更广泛的思想理论的背景。因为根据阴阳五行的理论,人世的一切是和上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天垂象,见吉凶"(《周易·系辞》),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结构、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和上天紧密相联系,人类社会的吉或凶、休或昝实际上反映的是上天对人间的奖赏或惩罚,上天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就是通过天象的变化来加以实现。因此,天象被看成天意的显示,所谓“政教兆于人理,祥变应乎天文。得失虽微,罔不昭著”,甚至连人间社会的管理方式以及人类身体的构造也无一不是对上天的一种仿效,皇帝本人则作为天的儿子,代替上天来管理人间社会。因此,在中国古代,观测天象就有了更多的政治含义,在灵台(古代观测天象的场所)所做的观测活动也就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灵台所进行的这些天象观测活动,其目的正如纬书中所说的:“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在灵台对天象的观测是要了解上天的旨意,对天象的观测是为了根据上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从而使天下归附。这样,人间的统治权与上天的意志就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