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类的文明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类的哲学问题

邵雍曾说，“尧之前，先天也。尧之后，后天也。后天乃效法耳”。“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光之前为阳长阴消阶段，乾道主之，尧之后为阴长阳消阶段，坤道主之。《周易 •系辞》有云，“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在邵雍的宇宙年表中，“人生于寅”是一个确定的时间坐标，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开端，以后历经卯会、辰会以至于已会，三皇五帝在此阶段，观象制器，人文化成，每事皆先天而造之，先天而天弗违，当充之时，纯阳用事，乾道大成，故以光之前为先天。光之后进人午会，阴长阳消，至交而成坤，凡阴所为，皆效阳而法之，而成兴陵治乱之迹，比为后天而奉天时，故为后天。邵雍根据这种阴阳消长之理，再以充作为一个确定的时间坐标，把人类文明史区分为先天与后天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他的宇宙年表的编排来看，尧之前的六万多年完全是一种象数的形式的推演，并无实际的内容，自光之后到北宋神宗熙宁的三千多年，则按照编年史的体例，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以考察其兴废治乱之迹。由此可以窥见他的用心所在，主要不是关注宇宙的自然史，而是人类的文明史，特别是属于后天的强调人事之用的文明史。邵雍在他的两首诗中，明确地表述了他的这种用心，指出他的经世一元的重点在于人文的关怀。其《皇极经世一元吟》云：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伊川击壤集》卷十三)

其《安乐窝中一部书》云：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何如。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汹汹桓文弓剑余。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治久便忧强歧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別支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同上卷九)

根据这种表述，可以认为，邵雍的宇宙年表，尧之前的一段着重于究天人之际,尧之后的一段则着重于通古今之变，这种学术思路与司马光是完全一致的。就其尧之后的历史编年而言，鉴前世之兴衰，考政治之得失，以明长治久安内圣外王之道，实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异曲而同工。只是比较起来，邵雍本于他的先天易学建立了一套解释历史事件的思想框架，用的是“本隐之以显”的方法，即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揭示具体实际的运作所遵循的规律，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来表明其中所隐含的微言大义，用的是“推见至隐”的方法。

人类的文明史以人为主体，只有当宇宙演化到了寅会，产生了人类，才能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类的哲学问题。因此，为了研究人类的文明史，首先必须确定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指明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的本质。在《观物内篇》中，邵雍论证了两个基本论点，即人灵于物，圣灵于人。他说：

夫人也者，著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所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身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灵于万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日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

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