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方土的至上地位:阴阳家、阴阳五行说推天道以明人事
秦汉方土的至上地位:阴阳家、阴阳五行说推天道以明人事
秦汉时期,方士阶层继承和发扬了阴阳五行说,且活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秦汉的方士在天文、历法、星占、受命改制、封禅、神仙等领域中都有造诣,得到统一皇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从阴阳家到方士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性质的一种抽象,也是宇宙对立统一及思维法则的哲学范畴。中国贤哲拈出“阴阳”二字,来表示万物两两对应、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经》便是讲“阴阳”变化的数理和哲理。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了阴阳家的来历和社会地位:“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他认为阴阳家来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阴阳家以邹衍为主要代表。《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尽言天事,故日‘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迁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日:‘谈天衍’”。《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养政于天文。”同书《时序》说:“邹子以谈天飞誉。”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衔的一大特点。
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而是旨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建立于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正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邹衍认为,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学说到了秦代由方土阶层所承继。直到汉初,阴阳家还存在,但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邹衍(前340~前260,一说前305~前240)亦作驺衍。战国末期齐国人,著名阴阳家,他开创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于稷下诸子之首,称“邹衍之术,迁大而宏辩”
五德始终说:
邹衍把五行说与社会变动和王朝兴替相结合,提出“五德始终”的历史观。他认为五行代表五种德性,以相克的关系传递。人类社会也按五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一朝主一德,每德都有盛有衰,周而复始,永不止息。
大九州说:
在对字宙的空间认识方面,邹衍创立了“大九州说"。他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九州)只占天下的九分之一。中国称赤县神州,神州内有九州,而中国之外还有八个类似的州,每州内又各有九州,语言风俗皆不相通。
秦汉方士的社会地位
秦汉时期,方士阶层继承和发扬了阴阳五行说,且活跃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秦汉的方士在天文、历法、星占、受命改制、封禅、神仙等领域中都有造诣,得到统一皇朝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实际上,“五德终始说”的流行,以及方士阶层的崛起,皆因时代需要,尤其是新的天命观和受命论的需要。
西汉初,定德改制和封禅等祭典由方土阶层主导。文帝依据方士新坦平之言举行改正朔及谋议封禅。至武帝时,在定德改制和封禅等祭典方面,方土们]仍然占了主导地位。武帝三十年(太初元年),汉定土德,举行改制,当时此事由唐都等方士主持。方士承接邹衍以来的五德主运之术,并是天文、星占、历法、祀神的专家,于是皇朝的定德改制及封禅工作几乎都由方士阶层主导。
武帝以后,方士阶层在两汉政治、社会及学术上,更加活跃。当时,数术、方技一类,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流传于民间的低级学术。著名方术之士常带着数以千计的门生,包括士大夫及位居三公的官僚。如东汉杨厚“修黄老,教授门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郎颉“延致学徒常数百人”,苏子训“士大夫皆承风向幕....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显然,上层方士已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学术势力。
《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和《方技略》,其中《数术略》包含天文、历谱、五行、著龟、杂占、形法六种;《方技略》包含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这些方技和数术通称为“方术”。数术以知天命、占吉凶为主;方技以治死生、保性命为主,它们虽有探究天道和主治生命的不同,也有分不开的关系,方士们依“气”、“阴阳”、“五行”等范畴探窥贯穿天道运行的秩序和人间生命的奥秘的普遍原理,乃因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两汉方土们,以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为基础,提倡自然主义的天命观。他们认为天地、人世和生命本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从而提出天、地、人三合为一的宇宙统一模式,所以“受命”的关键就在于与天道运行的秩序相符的“定德”和“改制”的实行,这显然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在秦汉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秦汉时代的天命思想以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进展及天命转移的规律性,取得了殷周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在当时具有十分进步的意义。虽然统一皇朝实行了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失去了先秦百家争鸣的自由、开放风气,但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说,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农业技术、土木建筑、冶金技术等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天文、历法、地学及医学的理论非常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发现阴阳五行思想的痕迹,可见秦汉的方术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程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