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最后消融于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易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的理论总结

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是《易》文化传统。《易》和易学的基本精神是，崇尚中和和变化，在中国易文化传统中居主流地位的儒家易学和道家易学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特色。中国文化传统陶铸和积淀的中华民族精神，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概括，然其要本依然是中和。作为东方文化大系之一支的印度佛教文化，其教义和原初本旨不一定概括为中和之道，但中道无疑是印度佛教起码是大乘空宗的一个基本内容。这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佛教得以转化为中国佛教的契合点，或称共同的文化基因。事实上，佛教传人以后，中国信佛的士人、僧人和居士们就是以佛道中和为基点来接受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出世等思想的。

如全子《理惑论》在赞扬释迦的时候，就指出佛“所以生天公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晋代僧人支道林在《释迦文佛相赞》中也称赞佛“仰灵胄以丕承，藉儒哲之遗芳，吸中和之诞化，禀白之颢然”，进而用《易》道響称他：“浊量弘于太虛，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著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积祜之留详，元宿命以制作，或绸之以德义，或疏之以冲风。”

这正是说释迦体现了《周易》的中和之道，这种描述也表明了僧人们力图通过中和这种桥梁和基础来调和、沟通和结合两种文化的心态。进人东晋，十六国时代，随着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僧侣的佛学论著蜂起，兴起了般若学“空”论思潮，“中和”之道被明显地当作相对主义的中论哲学，通过“空无”说，中道观”法界缘起”说，“圆融无碍”说，“四重二谛”说，一念三干”说，自心顿现”说等理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六家七宗的形成、流变以至隋唐时期出现的天合、华严、三论和禅宗诸沆派，形成了一代融通诸派、调和儒道、明心见性的佛学风气。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宋明道学的形成和发展。

宋明道学视《中庸》为孔门传心之法要，这与佛教强调心性是分不开的。如北宋天台宗学者智圆就曾以“中庸子”为号，宣称自己晚年的作品是“以宗儒为本”。在他看来，“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又如北宋禅僧契篇，曾撰《中麻解》五篇，盛赞中庸之道。所著《辅教篇》提出，佛、儒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又提出“孝为戒先”，曲论佛教最重孝;以需家的“五常”统佛门“五戒”“十善”，主张儒释互济，消释子儒，有明一代，调和三教之风益盛。尤其是佛徒，大都以佛通儒、道。明代著名的四大高僧如连池(林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薄益(智旭)，莫不力信三教一贯。

憨山更提出“孔、老即佛之化身”，认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弹，不能出;世”所著《中庸直指》亦盛赞中和之道。蕅益作《周易禅解》，“以禅人儒，诱儒知禅”强调儒释合一于自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明亡后出家为僧，著有《东西均》《冬灰录》《象环寤记》《易余》等著作，极力用《易》道弘扬“环中之旨”，“三一之宗”。他说：“佛生西，孔生东，老生东而游西，而三姓为一人。人犹有疑者者，谓东异于西，西异于东，人岂信乎?是谓大同。”“泝其原同，则归于《易》耳。”

他认为三教同出一源，本无差别，只因救世人之弊(含生、好名、畏死)不同而显示出宗旨的不同。〝惟迹则偏，惟神则全”，从全面的观点看，应该消除三教之迹，统一于《易》的中和之道，这个看法可以说是佛教文化最后消融于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易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的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