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易》的中和传统铸就的中华民族精神，即有对现实执着的一面，又有对现实超越的一面

其四，朴实诚信的精神。朴实诚信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形成了中华民族崇实、务实、实事求是、酃薄华而不实的精神。做人讲诚实不欺，为学讲经世致用，做事讲实效、实功。韩非之言功利、司马迁之修史，王充之作《论衡》，陈亮、叶适之事功，王船山之对道学的清算，方以智之质测之学，正是贯穿了这一精神。中华民族一贯把诚信作为处理国际、人际关系的一种哲学，并以此自豪。

其五，温良敦厚的精神。中华民族同时又以温良敦厚著称。中华民族提倡〝厚德载物”，因而重德，强调“内圣外王〞，“以德配天”。因之在人格修养上，既讲修、齐、治、平，又讲“修道德”“修身养性”，由“修之身”“修之家”“修之乡”“修之邦”而“修之天下”，“涤除物欲，清静白正”。温文宽厚、康直中市、仁民爱物等都是至人圣人、贤人君子以至王者必备的品德。宽厚礼让，容诸百家异己，是至圣大贤应有的胸襟。以之为政，则为王道政治;以之交谊，则讲平等修睦，谦逊礼让，反对“以众暴宴，以强凌弱”，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均以此律;以之对待精神文化，则为打通门户，通相为用;以之对待物质文化，则为讲求和谐平衡。总之，力求天人和合，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目的。中华民族向来认为，人是天地中之一物，在天地要尽自然之道，在人则应尽人道。人道的内容就是顺应自然，爱护自然，保护同类，视人若己。中国人最富于人道主义。而人又是天地间最为贵者。因此，人又能“以人造天”，“以人道率天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其心力”，让民族精神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是中和之道。中和直解为中正和平。它也是中华《易》文化传统的精髓，关于这一点，前文中已有论及。其至先秦，触目皆是的“执中”“建中”“用中”“守中”“建极”“时中”“环中”“中行”“中和”“中庸”“去同取和”“协和”“兼爱”“泛爱” 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和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交往、处理政务、待人接物、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精髓便是民族文化精神，由《易》的中和传统铸就的中华民族精神，即有对现实执着的一面，又有对现实超越的一面。儒家属于前者。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兵乎!民鲜久矣。”基于这种追求，他力倡“允执其中”，“和为贵”，冀望由“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道家和乐后传人中国且被中国化了的释家属于后者。道家所提倡的“玄同”与释家的“中道观”颇为相似，都表现为一种超越，所不同的是，释家的超越表现为对人死后进人涅槃极乐境界的解脱苦难的追求，而道家的超越则表现为对人的衍生和进人无矛盾境界的复归自然的追求。这种多元的文化要素的复合，或称为“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亘古绵长的中正无私、勤劳质朴、自强不息、温良恭位、忠恕善良的民族美德。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以“中和”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也有其负面的东西，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中华民族精神既然是一种多元构建，当然也应当看到它的负面效应和二重性。如儒家崇尚的重义轻利、重道轻艺、忍辱负重的精神，道家和释家崇尚的无为不争、守柔处下、知足常乐、出世脱俗等精神，都曾在民族文化心理中起过消极影响和惰性作用。在对民族精神进行反思的时候，必须全面地看到这些负面影响，使我们在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中有正确的价值选择。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如何将易文化传统中执着的一面和超越的一面辦证地统一起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克服其负面效应，是当前思想界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