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子气”所引发的征兆联想：道门中人所倾力的征兆术数法式不仅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而且其发端也相当悠久

术家为隋朝统治者“望气”，这只是古代征兆故事中的一个小例子。有资料显示，道门中人所倾力的征兆术数法式不仅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而且其发端也相当悠久。

早在“尧帝”的时候，已经留下了征兆的传说，后人为之津津乐道。如王嘉《拾遗记》记载，古时候有个国家叫宛渠国。有一次，宛渠国的国民乘坐着“螺舟”到了秦国，说:我们的国家离黄帝轩辕氏居住的山丘十万里。我们的先圣曾经看到冀州兴起一股“黑风”，断定此处会出一个大圣人。果然，在庆州那地方生出“尧”来。在这个故事中，“黑风”就是一种征兆，它象征着“水德”，或者说是“水德”的自然符号。因为在古代，五行与五色相配，水之色为“黑”，所以“黑风”实有水的意蕴在其中。尧帝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时人以“黑风”为尧降生之兆，这说明人们关注天地自然兆应之事由来已久。

“兆应”在古代社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宣传效果。故而，我们看到，帝王们在起事或夺得天下之后往往对此类现象抱以极大的兴趣。那些所谓“祥瑞”之兆成了帝王受命于天的“自然宣言书”，于是，各式各样的征兆故事遂应运而生，如王嘉《拾遗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越王进入吴国的时候，天上有“丹鸟”夹着鸟王飞行。后来，勾践的霸业便起于“望鸟台”。显然，故事中的“丹鸟”被人们当作勾践成就霸业的祥瑞征兆。

据说在魏明帝的时候，泰山之下凸起“连理文石”，高十二丈，样子像柏树，颜色清新亮丽，上面与下面都是相合在一起，唯独中间隔开五尺。当地的父老都说:秦朝末年，两块大石头距离约有一百余步，杂草至盖，彼此没有道路可通行。到了明帝初年，两块大石头开始靠近，好像“双阙”，直到最终合拢了。石头为地土之空，两块石头合拢，被人们当作“土德”的祥瑞征兆。另外，在沛国(今属江苏省)一带，人们发现有块宝地，居于戊己的方位。在古代的干支与五行的配合中，“戊己”即代表“土”位，于是被当作“土德”之嘉祥。消息传到朝廷，即刻下令建造“成己”神坛。修好的时候，又看见黄星灿烂，光辉耀眼，便又建“毕昴台”举行祭礼活动。这件事也记载在《拾遗记》中，所言“大石合拢”以及“戊己”之地成为魏明帝兴国立邦的瑞应之兆。

有关帝王的兆应故事大多为祥瑞之类。在人们心目中，这意味着“福”或“善”的降临;但在实际生活中，征兆并非都预示着福善。据说在商朝末年，纣王昏乱，想杀诸侯。他派遣“飞廉”去诛戮贤良，夺取宝器，埋在琼台之下，然后又吩咐飞廉潜伏在附近的诸侯国内燃烧“烽燧”作暗号。纣王登上高台，观察烽燧的位置。看清楚了以后，就兴师讨伐，杀死诸侯国君，囚禁人民，收取女乐，大肆淫乱，导致神人愤怒。当时有一只朱鸟，嘴巴衔火，好像星星照耀，以乱烽燧之光芒。纣王受到迷惑，只好返回，下令使者熄灭烽燧之光。到了周武王伐纣王的时候，有樵夫牧童爬到树上去探察鸟巢，发现了巢中藏着个“玉器”，上面写着:“木德将灭，水祚方盛。”文字是用大篆写的，记述殷商朝世运已经尽了，而姬氏之盛德刚刚隆起，所以三分天下，有二分归周。《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引述了这个故事。其中的“朱鸟衔火”即是征兆。与越王勾践的兆应相比，此处的“朱鸟”似乎与“丹鸟”同属一种颜色一-红色，但代表的兆应意义却不相同。如果说越王时期的“丹鸟”象征着勾践霸业之兴，属于福善之兆，那么此处的“朱鸟”则被当作纣王衰败的天象符号显示。

作为“天火”“丹鸟”的出现克制住纣王所制造的“人为”烽燧之火。

又据《广古今五行记》所言，北齐后主武平初年，平邑王氏与同邑人李家结为“百年之好”。办理婚事过后，他载着羊酒，准备到亲家那里宴会。出门还没有三里，太阳西沉，天色逐渐昏暗。突然，他看见东南方向五十步之外，有个赤色的东西，其大小和“升”差不多，像流星曳影，直直地闯进车轮中，拉车的牛见状就不肯走。一行人都感到惊恐。王氏妻连忙下车，面向那赤色东西俯首而拜，接着张开裙子招引，那赤色东西便“滚”到王氏妻的裙子下。于是，策动缰绳，牛把车子拉回家。王氏拿灯一照看，原来那赤色东西乃是真金。王氏把这真金放在库柜中。每到良辰，便烧香祈祷谢恩。后来，四方的奇货异物都集聚到他家中，种田养蚕的收入比过去多了百倍以上。到了春天时，庭院里长出一颗桑树，叶子与其它任何树木都不相同。数年之间，枝叶覆盖了整个庭院，奇禽异兽都栖集在他家中。从此大富贵，历经三十年。王氏妻以老病而告终。那时，有只白鸟像鹭一般样子，飞到桑树一侧，吐血不止，然后堕地而死。中午时分，西北面一阵大旋风铺天盖地而来，旋绕此桑树，由下逆转而上，把桑树转成一个扫帚形状。这样，不到十天，奴婢都逃走，前前后后所得的家资又耗尽。王氏打开库柜，准备取金使用，仅见萤火虫、蚰蜒和腐朽的杂草而已。故事中最重要的征兆是那个赤色怪物，它的形态前后发生了变化，先是像个“火球”，到家化为“真金”，数十年后却是“萤火虫”。故事向人们暗示:那所谓的“真金”其实不过是萤火虫而已。虽然，王氏把这个“怪物”携带回家，得了富贵，但最终还是衰败了，家破人亡，一派凄惨。故事以“悲剧”结束，可见那“赤色火球”的东西从其最终结果看，乃是祸恶之兆。还有，王氏妻死的时候，白鸟吐血堕地，旋风绕树，也都是不祥之征象。这个故事贯穿着一种“命定”的思想，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古人关于“福祸灾祥”因时而变的兆应观念。

古代先民把天地征兆同人的吉凶命运联系起来，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思想闪光，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陆贾的谈话即可略见一斑。《太平广记》卷一三五引《小说》谓，樊将军哙问陆贾:“自古以来，掌握权利的君主都说他们受命于天是有瑞应出现，你觉得有这样的事吗?”陆贾回答:“有啊!眼皮跳动，就会得到酒食;灯火闪花，会得到钱财;中午时喜鹊叫唤，那是客人要来;蜘蛛会聚，百事欢喜。小的事情有征应，而大的事情当然更是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陆贾是一位历史人物，汉朝人，他跟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后来曾经作为使者说服南越尉佗，赐印，封为王。陆贾劝尉佗向汉朝称臣。还朝，拜大中大夫。他不时地向高祖讲述《诗》《书》。高祖吩咐陆贾对秦汉兴亡的原因进行探讨和总结。于是陆贾著书十二篇，号为《新语》，今存于《诸子集成》等丛书中。《小说》所记陆贾的话虽然不见于《新语》，但该书却有不少征应的思想。如其开篇《道基》即说:“天生万物……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他认为，灾变、祯祥、生杀、文章(事物发生的纹理)都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预告，天地人物的各种现象可以通过观察而得知。这其中贯穿着天人感应的思想，而其征兆观念也是明显的。陆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高官，他的思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说明了“征兆”观念在中国的确是根深蒂固的。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思想现象，“征兆”的观念乃先于《易经》而存在，它曾经是易学创始者画卦的一种依据。故《易·系辞下》说:“古老包粞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意思讲:古时候，包牺氏(即伏羲氏)作为首领治理天下，他抬头观察天上的各种自然现象，俯身观察大地的形状，还有飞禽走兽身上的种种纹理，以及适宜于存在地上的诸多事物，在近处乃以人的身体为法象，在远处则以各类物形为表征，以使神明的德行获得贯通，以使万物的情状得到概括归类。从某种程度上看，《系辞下》所言及的“象”“法”“文”“身”“物”等都包含着征兆的意蕴，因为征兆本身也是一种物象。

由于征兆是卦象符号创制的一种原始根据，当《易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时，人们关注天地自然征兆的所谓“启示”意义，这便不足为奇了。人们从自身的生活经历中搜罗各种征兆故事，配合易学卦象的比拟推演，以作为往后行动的参照;同时，在发现新的自然特异现象时又继续加以引申，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易学中的“术数”流派的发展。在这种活动过程中，道门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考查一下道教文献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许多被道教奉为神仙的异人往往未卜先知，当周围的人向这类人物咨询有关生活、生产、战事诸方面问题时，这些道教异人往往不直说真相，而以征兆手法向人们暗示。例如，李意期就是这样的异人。据说，李意期是汉文帝时人，到了三国时期尚健在。平常，他喜欢搞些泥塑之类活动，可以把人们所说的四方郡国宫观乡里情形很快转换成泥塑之像，虽然做得很细小，但却非常相似。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把形象捏好之后，过不了多久，又会自动消失。当然，更为奇特的是他的“撮土成兆”手法。

《仙鉴》卷十五载:

先主(指刘备)欲东伐吴，报关羽之怨，使人迎意期。意期至，先主问以吉凶。意期不答。索纸笔画作兵马器仗十数，便以手裂坏之。又画一大人，掘土埋之，便径还去。先主不悦，果出军为陆伯言所败。师屠十余万众，仅得数百人还。

《仙鉴》所记载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国时期。书中这样描述:刘备计划攻打吴国，为关羽报仇，他派人迎请异人李意期。意期一到，刘备便问出兵打仗的吉凶问题。李意期没有回答，只是索取纸张和笔，随手画了数十个携带武器的骑马将士，然后又用手把它们扯破。又画个大人物，挖了个土坑埋了，二话不说就径直回去了。刘备很不高兴。后来一出兵，果然被陆伯言打败了，损失了十多万人，只有数百人生还。《仙鉴》这条资料不见于《后汉书》，亦不见于《三国志》,有关他的寿命如此之长也令人生疑，大概其故事多出自传闻，史家不取。不过，从征兆学的角度看，却有其独特之价值。本来，蜀主刘备向李意期询问军机大事，李意期完全可以把自己预测的关于失败的结果告诉刘备，但李意期却采用了“具象暗示”法式。他的暗示乃是把自己认为即将发生的事以征兆形式体现出来。他的具象暗示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用手撕裂所画的兵马器仗，这象征蜀国出师不利，终要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的结局。

第二，掘土埋大人像。这个“大人”代表了蜀主刘备，以土埋之，象征刘备寿终正寝。按照《仙鉴》的记载，这场蜀吴之战的结局是与李意期作画的涵义相符合的。在描述了损兵折将十余万人之后，《仙鉴》进一步指出，刘备因不堪如此严重打击，遂“发病而卒于永安”。关于蜀军出师败北之事，《三国志·先主传》有一段话可资佐证: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夏六月，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广数十丈。后十余日，陆议(伯言)大破先主军……将军冯习、张南皆没。”在这段记载中，《三国志》作者虽然没有言及异人李意期，但却有意识地渲染了兵败之前的“征兆”一出现了范围广大的“黄气”。这说明李意期运用征兆法暗示蜀军败局在当时是有思想大气候的，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异人是善于抓住契机以广征兆之学的，其背后所蕴含的易学符号信息在引人注目的“画像”中得到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