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高境界是顺于理或合于天理，而《周易》正可以教人懂得变易之理明了吉凶之由来正确处理人类生活

由于吉凶可以转化，人们对待得失应安然处之，如果患得患失，恣意安为，必然适得其反。在天道变化无究竞，善恶之分尚末分明的情况下，人们则应等待时机的成熟，不可贪求，而应明白，只有德行的修养，才可使人无忧。阮氏对人生吉凶祸福的解释，排除了求神问鬼的迷信色彩，包含理性主义的成分。

唐孔颖达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在于教化百姓，即“圣人作易，本以垂教”。他认为此教化的内容之一是要百姓必须重视器用，不能空谈易理，要善于通过研究卦爻象的变化，懂得君豆父子之义，各安其性。可见，孔氏虽对王弼的易学理论多有吸收，但显然反对王弼主虚静贵无为的人生观。在释乾元时，他认为圣人设立乾卦的目的，是教导人们在人事活动中，法天之用，依其自然之理，终日勤勉，不得怠懈。既强调行事依自然之理，又按齐自然无为之说，孔氏之人生观是一种进取的理性主义。

当北宋河洛之学大行其道时，宋易中义理学派先驱李觏以争论的姿态提出了不同于象数学派的易学观。他重人事，反对脱离人事讲天道。一方面，他将其政治上的改革思想反映在易学理论中，大讲君豆之道，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卦爻辞的解释大讲修身之道。在解释蒙观两卦爻辞时，他认为人“性不能自贤”，“事不能自知”，强调人应通过学习、观察和教化，增德广识，使自己成为有建树的君子。他还根据王弼的一些思想，强调人行事要守时中之德，认为适时而动，保适变之心是建功立业的关键。李氏之人生观，以强调事功为其特色。同一时期欧阳修的易学也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在解豫卦《象》文时，他提出圣人以天下为心，不以己乐为乐，而以天下之乐为乐，这种圣人观实际上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周敦颐以成圣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其人生观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在《大板图说》《易通》中，他论证了人成圣的可能性，并提出具体的方法。他认为人因禀受二五之气而成为万物之灵，禀受阴气而具形体，禀受阳气而产生精神和知觉，禀受五行之气而具五常之性。乾道又赋子人以诚的本性，人性因此而纯善，人因此而能成圣。成圣还需人为的努力，需要践履“仁义中正”这样的最高原则，并主之以静，主静即做到不起私欲，做到正直无私。这就需要“知几”，即在念头初动时，保“诚无为”的境界，去私心恶念。他把“知儿”视作实现诚的境界的修养方法，把诚的境界视作圣人的境界。

理学家程颐的人生观是以易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他认为人生最高境界是顺于理或合于天理，而《周易》正可以教人懂得变易之理，明了吉凶之由来，正确处理人类生活。所谓天理即是天之法则，即是天道，天道的内容即是乾道，也就是刚健不息，合于天理也就是要进德修业，日夕不懈;而且要深研卦爻象和卦爻辞，以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穷理尽性以至手命，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也就是说，主敬穷理是达到合于天理之境界的功夫或修养方法。因此，在释泰卦九三爻辞时，他认为泰极否来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或“天理之必然”，所以，人居安泰之时，要居安思危，这样才能防止陷于不利之窘境。在释剥卦《彖》文时，他以消息盈虚之理解释天行，也就是以消息盈虚为天理之必然，人顺之则吉，逆之则凶，要随时变易以从道，如此才能得天佑，享受顺天理之福。总之，主敬穷理，存人性中之天理(或善性)，去安动之私欲，是道义的门户，成圣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