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的义理说《易》：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为基础进行义理驰骋;在思想兼融了儒家和道家两个思想大系
宋儒的义理说《易》：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为基础进行义理驰骋;在思想兼融了儒家和道家两个思想大系
北宋,理学兴起,它的代表人物都曾解说《周易》,并且大多借说《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都是持义理说《易》一法,因而都反对并排斥以老庄观点解释《周易》,视孔门《易》学为正宗。
北宋义理《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程颐就说:“自孔子赞《易》之后，更无人会读《易》。先儒不见于书者,有则不可知,见于书者皆未尽。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老庄解之.是何道理!”中他明确地反对以老庄解《易》的做法,并认为王弼、韩康伯只是以老庄解《易》，并说先儒说《易》凡有著述的都没把《易》理说透,除了孔子,没有人会读《易》。显然,程颐《易》说不会越出孔门义理的苑囿,而只能是在孔氏义理的框架内发挥。张载以“气”说《易》,方式似乎不俗,但他得出结论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种思想无疑根源于孔子的《易》说,是信了孔子卦爻辞中有儒家“德义”思想的结果,与荀况的“善为易者不占”是一脉相延。在理学家们的《易》说中始终坚持着“《易》有圣人之道”的思想。但他们所讲的圣人之道是用一种较特殊的形式来表达的新思想,即借用《周易》的卦爻辞的语言或是《易传》中的思想为依据所谈的天理、性命。周敦颐借用《乾》卦的《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开发出了“诚”的理论;
程颐借用《周易》卦爻辞和爻象的形式说着“天理",张载就着《周易》体系讲着“天道”、“性",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大凡可以不藉《周易》躯壳也能阐说出来。宋儒的这种义理之学最后发展到荒诞的地步,人人能大读《易》中圣人之理,极少有人能说点《周易》筮占义理。后世之人因宋儒《易》说的虚乏附会讥之为“空谈”。
宋儒说《易》在方法上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向汉儒方法回归,这一倾向当然是因不满王弼《易》说而起。这个倾向表现为在宋儒的《易》说中较多地运用着象数内容。
义理《易》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无视象数规则说《易》。由于脱离了象数规则,这种(易》说就变成了脱离卦象、单就卦辞爻辞附会解说的随意发挥。就先秦儒家《易》学来看,附会已成了说《易》的基本方式,但这时的义理之学还没完全割除象数。《周易·象》辞就是结合着卦象阐发着儒家思想,并且力求使儒家义理结论能与象数吉凶结论一致;孔子本人的《易》学作品也没有完全割除象数,许多地方都是在结合着象数发挥义理。但他们都已不顾先秦象数的规则。这种附会之学到汉代终于演变成谶纬《易》说,最后它只能被世人所抛弃。王弼企图“扫象言《易》",因而他在说《易》方法上虽然与前代儒家《易》说本质上都一样,属于附会说《易》,但在具体形式上比前代儒家走得更远,因而他的玄学《易》到唐代被李鼎祚讥为“野文”。它遭到宋儒的排斥虽然主要是因为它不宣扬孔门道义,但自身思想体系缺乏象数依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即便是王弼《易》学在最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不断遭到当时学者的驳斥。而象数《易》学的理论虽在东汉已经失传,但它作为运用之术,其生命力一直坚强而且常新。汉魏时代的义理《易》学虽然把它逼退到从属、在野的地位,但《易》是象数预测之学的信仰一直存在于民间和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中,占术也在流传着。当义理《易》学转而发展到玄学的境地时,义理的灵活、抽象所展示出来的虚幻不定使学者们开始关注、反思《周易》的本义、筮占与义理的关系,于是人们转而重视起象数在《周易》古经中存在的事实以及义理与象数之间的关系。因而,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时尽管以仲尼为宗、王弼为本,即仍奉着义理说《易》的原则,但他在作“疏”时已采用着象数。虽然并不经常,但却反映了他承认义理应与象数有关,脱离不了象数的思想。李鼎祚则更是明确地反对起义理之学，他认为《周易》本是讲象数之学的书。他之所以作《周易集解》这部象数学巨著,不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弼《易》学,更是直接起因于他对孔氏《正义》坚持义理说《易》的不满。他要“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元宗”,即除去王弼的义理“野文”,补上郑玄等人的象数之说,备列诸家象数学说,以求展示出《易》学的宗旨。这部著作的宗旨是同《周易正义》义理说《易》思想相对立的。
宋代理学家既信儒学为正宗,仍只有谈孔门义理;既然不满于王弼(易》说的思想方法,就只能退回到儒家说《易》的方法上去。
当然,这种退回本质上并没有否定王弼的《易》学方法,因为王弼的方法与儒家方法在根本性质上都一样,同属于义理附会。宋儒所否定的只是王弼方法的具体形式,诸如王弼的“体例”和“扫象”倾向。对于王弼思想方法本质上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依据的特征，宋儒没有否定,而且援为己用了。这一点由宋儒义理的形而上的超越性色彩浓厚就可以看出。因而宋儒说《易》方法的回归在具体做法上表现为继承了前代儒家的各种说《易》方式,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为基础充分进行义理驰骋;在思想渊源上兼融了儒家和道家两个思想大系。此中,先秦儒家的以象数为基础进行义理发挥的具体做法在宋代得到了发展。程颐在他的《易传》中就《易》卦发挥义理时不仅运用着爻位思想,更直接援入了象数内容以作为他的义理的基础;张载说《易》偏重于取象;邵雍建立起全新的“数学”体系,创立起“先天”心学;朱震《易》说简直就像是包括着象数《易》学;朱熹作有《周易本义》,以为《周易》是以象数为基础阐述圣贤义理的书。诸如此类,大多仍是用着前代儒者解《易》的思路，因而几乎没人不谈圣贤之理,没人不懂《易》中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