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无民，何有君：国无民不立，重视人民，是为了立国;保民，是为了统治

早存两周初年，刚刚推翻般商政权取得统治地位的周王朝的统治者，从历史的经验中认识到，重视民心比敬畏天命更具现实意义，提出了“哀(爱)于四方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尚书•召话》)，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民本思想的传统。春秋时期，民为邦本的思想几乎成了统治阶级的普遍认识。“民和而神降之福”，“国将兴，听于民”，“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的议论，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了“爱人"泛爱众”等主张，用心理上、情感上的人道原则来调整、维护处于崩溃局面的宗法 等级秋序。其政治上的意义是反对过分的、残暴的压迫和剩削。经孔子提信，民本思想广为流行，并为封建统治者肯定、按受。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本思想为需家所独有。略先于孔子的道家老子就说：“费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 •六十六章》)他所谓的“费”“高”，指统治者(王侯);他所谓的“贱”“下”，指被统治者(人民)。接下来，他又说：“是以圣人秋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同上)略后于孔子的墨家创始人墨翟主“兼爱”，倡“非攻”，建立了白己独特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从“贱人”(被统治者)出发，但其宗旨是天下之民上同于天子。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政治实践的产物，是不同学派观察君民关系、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想成果。多数封建统治者肯定民本思想，许多思想家宣扬民本思想，并不是给被统治的人民以政治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国无民不立，重视人民，是为了立国;保民，是为了统治。战国时期的赵威后就说过：“苟无民，何有君。”(《战国策• 赵策》)

还是老子说得最透彻：“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提倡民本思想，是封建君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我们对《周易大传》的“化民”“保民〞定民”，亦应作如是观。

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在战国时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来，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着由缓慢进而急剧的变化。领主经济逐渐为地主经济所代替;与之相应，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其中，重要的是，原来农奴身份的下层“贱人”在经济关系的变动中获得解放，统称之日“民”。这时的“民”大大不同于春秋以前的农奴阶级，已是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自由民。他们由经济束缚的解脱，进而要求政治上有所作为，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墨子的“尚贤”和孟子的“民为贵”。关于墨子“尚贤”，上文已有简略评述，简要说来，它反映着被统治的人民参与政权的要求。这就为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当然，墨子的政治思想是矛盾的，他既为下层“贱人”呼呼，又为统治者谋划。这个复杂问题，非本书讨论的内容，兹存而不议。关于孟子的“民为贵”，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光辉命题。他向当时残害人民、盘剥人民的统治者慷慨而郑重地宣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下》)联系孟子“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高姿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等言论，我们不能认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仅仅是民的问题比君的问题重要;还应该看到，这是在理论上(也只能在理论上)把传统的君贵民轻的观念颠倒过来，从而把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的境地，以致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的众多民本理论难以逾越的制高点，直至今天，还放出耀人的光辉。《周易大传》基本形成于战国晚期，它融汇了需道阴阳各家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似乎它的作者们在政治上比较迟钝，没有感受到民本思想的新发展，可以说依然固守着西周以来民本思想的老框框。这在浪涛激荡的战国时期的民本恩潮中，未免显得逊色。